第二九七章 宁与友邦，不给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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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当考林·卡姆比尔再度约见这几个自由贸易号上的头目时，心里不由地嘀咕了一句谚语。
“unvieuxchataimelesjeunessouris……”
老到的猫，总是喜欢抓稚嫩的老鼠。
换成人话，便是欺软怕硬。
卡姆比尔心想，你们倒是去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谈啊，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谈啊？他们才是做大买卖的，却不敢和他们谈，反倒盯着最弱的瑞典公司谈条件，这不是老猫专挑小耗子是什么？
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些人，要么懂拉丁文，要么会一些简单法语，亦或是懂一些俄语，最优秀的几个人都能用拉丁语沟通。
之前的几次接触，大顺这边已经提出了希望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这引起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极大反对。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尤其是当今天馒头等人说出了如果不同意，大顺可能会在关税和供货方面做出调整的时候，卡姆比尔不得不朝着他们诉苦。
“来自中国的舰长先生，31年，我第一次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去过广东。在那之前，我也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去过福建也去过松江。”
“必须承认，即便有官员索贿，中国的港口仍然是最适合贸易的，我们愿意和中国做生意。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这种政策呢？”
“你们的商品，只要卖出去就好，为什么一定要由你们装船货运呢？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来贸易，送来银币，我们不会选择冒险的。”
“就算是您准备的很充足，这一次远航，您的船上还是死了两个人，这样的风险，我们欧洲人承担就好了，你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们，就在广东和江苏的海岸线上，收钱就好。”
馒头轻轻一笑，转述了刘钰常说的一句话。
“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无他，坐在家里收白银，利润还是不够罢了。每年死在疟疾、热病、坏血病和海难中的欧洲人很多。”
说到这，他轻轻一笑：“我们，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润的机会。”
“这不是我个人的要求，而是松江、福建、广东的资本希望打开这条贸易路线。这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资本的意志。而且，天子陛下也不希望这些热钱流入到购买土地的贸易中。”
“过去的大顺，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但从现在开始，不再是了。我无权决定这样的政策，我只是转达一下政策的转变，希望贵公司和瑞典国会派出足够级别的人前去商谈。”
“您既然31年就去过广东，而且也被授予过对华全权大使，这一次前往中国，您是很合适的人选。我只是在您去之前，告诉一下政策的换转变，希望卡姆比尔先生能和董事会、国会说清楚。”
馒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首要任务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这件事已经做成。
至于谈判，他是不负责的，只是负责把有资格谈判的人带上船。
如果从某种所谓的“道德”来看，这还真就是在助长走私。
不过用刘钰的官方话术，这叫垄断权下的走私，是高尚的自由贸易。
反正大顺是一点都不怕被此时的洋货倾销，一百年后也是靠鸦片抹平的逆差，现在怕什么？
卡姆比尔面对一脸最后通牒架势的馒头，只能耐心的去解释，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有多么艰难。
“舰长先生，您应该知道，瑞典是个小国，很穷。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初，国会就极端反对，认为这样会冲垮瑞典刚刚起步的纺织业。如果印度或者中国的棉布进入瑞典，瑞典的织工都会失业。”
“本身就穷，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
“国会认为，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说我们这些人，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
“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只能卖给第三方。”
馒头心道没错，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瑞典国才几个人？能买多少茶？
“卡姆比尔先生，你放心。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绝对不会私自售卖。我们要的是合作，是入股，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
说着，心里又想，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我们也不会同意的。不挂你们的旗，将来打起来，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
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这都是可以谈的，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
卡姆比尔又道：“我们的资本，比起荷兰和英国，差得太远。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
“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有很多的特殊之处。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
“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但是，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都心怀不满。都希望也分一杯羹——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
“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一定会反对的。这真的很难办。”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瑞典在四海之内，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
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就会质问：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也不允许我们入股？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
大好的赚钱机会，宁与友邦，不给国人？这算什么？
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
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
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便帽党”，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方便让自己参股。
考林·卡姆比尔很清楚，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会找许多的理由。
除了股权风波，还有就是当初便有很多人反对成立东印度公司，他们很清楚瑞典那可怜的纺织业，不论中国，单单面对印度的手工业冲击会是什么模样。
英国都颁布的禁令，严禁英国人穿棉布，瑞典何德何能，敢与英国比纺织业？英国纺织业打不过印度，印度的棉布又一丁点卖不进中国，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哪怕相隔数万里的大海和损耗，一样会让瑞典的纺织业崩溃。
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的，在国会中是有席位的，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民族工业，扩大出口而不是进口，应该提高进口关税，宁可让瑞典人穿昂贵而有质量低劣的国货，也要杜绝廉价的好货。
虽然……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承诺不会在瑞典售卖，而是转卖给第三方。可是……怎么可能执行的那么彻底？如果闹大了，那些从事本土纺织业的国会议员借题发挥，公司也会很难办：至少，又得花一大笔钱，在国会贿赂、游说。
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不管是掩耳盗铃而是借题发挥，打破这种平衡，都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这种不确定因素，靠钱和贿赂，还是能解决的。
卡姆比尔也知道，光靠讲讲道理、卖卖惨，是没有用的。中国那边一旦在关税上动动手脚，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就要崩溃。瑞典不是荷兰不是英国，在印度、波斯、南洋乃至非洲，都没有太强的势力，公司的半数高利润业务都是在和中国往来。
他只是希望讲清楚这个道理，和大顺这边讨价还价：走私贩子的人脉，算不算股本？国会这边的游说和贿赂，算不算股本？
馒头也懒得听对方的弦外之音，他也不负责谈判，只是笑道：“彼此制衡，才有合作的基础。没有中国的货，你们公司要破产；没有你们的销路，我们的商人也不能得利。这样的合作，难道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吗？”
“至于各种细则，我不谈，您可以到了天朝后，和朝廷的人去谈。只是现在，我想知道，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款？或者，您能否在去之前，确定国会是否同意？一来一回，至少两年时间，朝廷不会等你们两年的。”
“况且，你刚才不是说，资本募集困难吗？多了不敢说，一二百万两白银的股本，在大顺还是顷刻间就能募集到的。只要有足够的利润。”
最后这句话可不是吹牛。大顺一点都不缺银子，只是银子没有一个集中和流通的手段，或者说缺银子的是大顺的朝廷。
户政府不是央行，连度支都做不明白，可是皇帝带着把大肥猪们都圈在松江养着的想法，这就使得资本很容易富集起来。
只要利润足够，凭着贸易公司的名头和以往的积累，一二百万两银子还是少说了。
现在瑞典人的资本还是不足，至少商船数量就不够，欧洲的走私者们也还没到吃不下货的地步。瑞典人缺现金，大顺这边有钱，正是天作之合。
馒头心想这谈判就是混不吝，你不接受我就关贸易。
说条件也不是现在说。现在要做的首要之事，是确定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例？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有很多限制，比如船必须要用瑞典的船，以给瑞典造船厂提供订单，增加就业；比如战时，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需要划归海军指挥，所有商船船长都等同于海军军官。
比如……随时要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死磕。
这些条例，可不是卡姆比尔能决定的，还得通过国会。如果国会不松口，卡姆比尔就算去了大顺，谈的条件也无意义。
馒头也知道，国会这东西，和大顺虽然不同，但有个东西肯定能解决：钱。
只是，还需要一个渠道。行贿，也得有关系、有人引荐才行。
“卡姆比尔先生，我知道你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再去之前，请做好如下准备。”
“分割东印度公司，将对华贸易业务独立出来。双方的合作，是固定货物比例。大顺的商船不会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但作为回报，如果俄国和瑞典爆发了战争，大顺可以调停。”
“主动权既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有市场；但也在我们手里，因为我们货源。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至于国会，我想你们既然能够促成东印度公司成立，也一定有办法促成修改法令。钱……不是问题。如果允许我们的商人参股，公司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他们精通行贿。相信我，在大顺的商人很清楚行贿的价值，他们在行贿上绝不吝啬。”
此时能够说出来的条件，必然不是最终的条件，而是可以就地还钱的。
前期的话，可能还需要给瑞典让渡更多的利益，主要是考虑到瑞典在今后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荷兰出于对瑞典铜矿铁矿和木焦油的需求，不会劫瑞典的船。
真要是南洋那边打起来，要是挂大顺的旗帜，可能一出马六甲，就被荷兰人给劫了。
这一次既是要借瑞典的壳，也是要借瑞典的人脉和市场。只要能打开这个缺口，就算商人不出钱，刘钰也愿意出一笔行贿的钱的。
况且大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道理？国会，不就是个衙门吗？
卡姆比尔听到这样的条件，心里也是微微一动，他明白这些条件必然不是最后的条件，这也不是不能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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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人话，便是欺软怕硬。
卡姆比尔心想，你们倒是去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谈啊，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谈啊？他们才是做大买卖的，却不敢和他们谈，反倒盯着最弱的瑞典公司谈条件，这不是老猫专挑小耗子是什么？
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些人，要么懂拉丁文，要么会一些简单法语，亦或是懂一些俄语，最优秀的几个人都能用拉丁语沟通。
之前的几次接触，大顺这边已经提出了希望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这引起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极大反对。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尤其是当今天馒头等人说出了如果不同意，大顺可能会在关税和供货方面做出调整的时候，卡姆比尔不得不朝着他们诉苦。
“来自中国的舰长先生，31年，我第一次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去过广东。在那之前，我也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去过福建也去过松江。”
“必须承认，即便有官员索贿，中国的港口仍然是最适合贸易的，我们愿意和中国做生意。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这种政策呢？”
“你们的商品，只要卖出去就好，为什么一定要由你们装船货运呢？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来贸易，送来银币，我们不会选择冒险的。”
“就算是您准备的很充足，这一次远航，您的船上还是死了两个人，这样的风险，我们欧洲人承担就好了，你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们，就在广东和江苏的海岸线上，收钱就好。”
馒头轻轻一笑，转述了刘钰常说的一句话。
“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无他，坐在家里收白银，利润还是不够罢了。每年死在疟疾、热病、坏血病和海难中的欧洲人很多。”
说到这，他轻轻一笑：“我们，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润的机会。”
“这不是我个人的要求，而是松江、福建、广东的资本希望打开这条贸易路线。这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资本的意志。而且，天子陛下也不希望这些热钱流入到购买土地的贸易中。”
“过去的大顺，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但从现在开始，不再是了。我无权决定这样的政策，我只是转达一下政策的转变，希望贵公司和瑞典国会派出足够级别的人前去商谈。”
“您既然31年就去过广东，而且也被授予过对华全权大使，这一次前往中国，您是很合适的人选。我只是在您去之前，告诉一下政策的换转变，希望卡姆比尔先生能和董事会、国会说清楚。”
馒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首要任务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这件事已经做成。
至于谈判，他是不负责的，只是负责把有资格谈判的人带上船。
如果从某种所谓的“道德”来看，这还真就是在助长走私。
不过用刘钰的官方话术，这叫垄断权下的走私，是高尚的自由贸易。
反正大顺是一点都不怕被此时的洋货倾销，一百年后也是靠鸦片抹平的逆差，现在怕什么？
卡姆比尔面对一脸最后通牒架势的馒头，只能耐心的去解释，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有多么艰难。
“舰长先生，您应该知道，瑞典是个小国，很穷。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初，国会就极端反对，认为这样会冲垮瑞典刚刚起步的纺织业。如果印度或者中国的棉布进入瑞典，瑞典的织工都会失业。”
“本身就穷，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
“国会认为，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说我们这些人，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
“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只能卖给第三方。”
馒头心道没错，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瑞典国才几个人？能买多少茶？
“卡姆比尔先生，你放心。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绝对不会私自售卖。我们要的是合作，是入股，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
说着，心里又想，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我们也不会同意的。不挂你们的旗，将来打起来，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
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这都是可以谈的，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
卡姆比尔又道：“我们的资本，比起荷兰和英国，差得太远。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
“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有很多的特殊之处。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
“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但是，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都心怀不满。都希望也分一杯羹——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
“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一定会反对的。这真的很难办。”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瑞典在四海之内，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
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就会质问：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也不允许我们入股？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
大好的赚钱机会，宁与友邦，不给国人？这算什么？
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
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
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便帽党”，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方便让自己参股。
考林·卡姆比尔很清楚，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会找许多的理由。
除了股权风波，还有就是当初便有很多人反对成立东印度公司，他们很清楚瑞典那可怜的纺织业，不论中国，单单面对印度的手工业冲击会是什么模样。
英国都颁布的禁令，严禁英国人穿棉布，瑞典何德何能，敢与英国比纺织业？英国纺织业打不过印度，印度的棉布又一丁点卖不进中国，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哪怕相隔数万里的大海和损耗，一样会让瑞典的纺织业崩溃。
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的，在国会中是有席位的，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民族工业，扩大出口而不是进口，应该提高进口关税，宁可让瑞典人穿昂贵而有质量低劣的国货，也要杜绝廉价的好货。
虽然……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承诺不会在瑞典售卖，而是转卖给第三方。可是……怎么可能执行的那么彻底？如果闹大了，那些从事本土纺织业的国会议员借题发挥，公司也会很难办：至少，又得花一大笔钱，在国会贿赂、游说。
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不管是掩耳盗铃而是借题发挥，打破这种平衡，都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这种不确定因素，靠钱和贿赂，还是能解决的。
卡姆比尔也知道，光靠讲讲道理、卖卖惨，是没有用的。中国那边一旦在关税上动动手脚，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就要崩溃。瑞典不是荷兰不是英国，在印度、波斯、南洋乃至非洲，都没有太强的势力，公司的半数高利润业务都是在和中国往来。
他只是希望讲清楚这个道理，和大顺这边讨价还价：走私贩子的人脉，算不算股本？国会这边的游说和贿赂，算不算股本？
馒头也懒得听对方的弦外之音，他也不负责谈判，只是笑道：“彼此制衡，才有合作的基础。没有中国的货，你们公司要破产；没有你们的销路，我们的商人也不能得利。这样的合作，难道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吗？”
“至于各种细则，我不谈，您可以到了天朝后，和朝廷的人去谈。只是现在，我想知道，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款？或者，您能否在去之前，确定国会是否同意？一来一回，至少两年时间，朝廷不会等你们两年的。”
“况且，你刚才不是说，资本募集困难吗？多了不敢说，一二百万两白银的股本，在大顺还是顷刻间就能募集到的。只要有足够的利润。”
最后这句话可不是吹牛。大顺一点都不缺银子，只是银子没有一个集中和流通的手段，或者说缺银子的是大顺的朝廷。
户政府不是央行，连度支都做不明白，可是皇帝带着把大肥猪们都圈在松江养着的想法，这就使得资本很容易富集起来。
只要利润足够，凭着贸易公司的名头和以往的积累，一二百万两银子还是少说了。
现在瑞典人的资本还是不足，至少商船数量就不够，欧洲的走私者们也还没到吃不下货的地步。瑞典人缺现金，大顺这边有钱，正是天作之合。
馒头心想这谈判就是混不吝，你不接受我就关贸易。
说条件也不是现在说。现在要做的首要之事，是确定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例？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有很多限制，比如船必须要用瑞典的船，以给瑞典造船厂提供订单，增加就业；比如战时，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需要划归海军指挥，所有商船船长都等同于海军军官。
比如……随时要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死磕。
这些条例，可不是卡姆比尔能决定的，还得通过国会。如果国会不松口，卡姆比尔就算去了大顺，谈的条件也无意义。
馒头也知道，国会这东西，和大顺虽然不同，但有个东西肯定能解决：钱。
只是，还需要一个渠道。行贿，也得有关系、有人引荐才行。
“卡姆比尔先生，我知道你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再去之前，请做好如下准备。”
“分割东印度公司，将对华贸易业务独立出来。双方的合作，是固定货物比例。大顺的商船不会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但作为回报，如果俄国和瑞典爆发了战争，大顺可以调停。”
“主动权既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有市场；但也在我们手里，因为我们货源。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至于国会，我想你们既然能够促成东印度公司成立，也一定有办法促成修改法令。钱……不是问题。如果允许我们的商人参股，公司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他们精通行贿。相信我，在大顺的商人很清楚行贿的价值，他们在行贿上绝不吝啬。”
此时能够说出来的条件，必然不是最终的条件，而是可以就地还钱的。
前期的话，可能还需要给瑞典让渡更多的利益，主要是考虑到瑞典在今后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荷兰出于对瑞典铜矿铁矿和木焦油的需求，不会劫瑞典的船。
真要是南洋那边打起来，要是挂大顺的旗帜，可能一出马六甲，就被荷兰人给劫了。
这一次既是要借瑞典的壳，也是要借瑞典的人脉和市场。只要能打开这个缺口，就算商人不出钱，刘钰也愿意出一笔行贿的钱的。
况且大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道理？国会，不就是个衙门吗？
卡姆比尔听到这样的条件，心里也是微微一动，他明白这些条件必然不是最后的条件，这也不是不能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