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3.第293章 贸易谈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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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福建是我国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之一，早在1439年，朝廷便在泉州设立织染局，专门为皇室生产贡品。之后在景泰年间，福州知州毕亨也在当地设立了织染局，根据《福州府志》的记载，当时福州每年要向皇室进贡绸缎425尺，所用生丝1328斤，全由治下各县摊派缴纳。而到了明中后期，江南丝织业逐步兴起，在技术水平和产量上都大大朝过了福建，这直接导致了福建官办丝织业衰退。
但官办丝织业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丝织品市场就因此而畏缩，恰恰相反的是，明前期闽人大多用苎布制衣，对丝织品消费量不大。但到了明后期，丝绸类衣物反倒是成为了年轻人的服装标配。如《泰宁县志》中记载：“泰之产只苎布，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
类似的记载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种衣着习惯上的改变更是十分显著。消费习惯的转变，使得福建的丝绸市场不但没有因为官办丝织业的衰退而萎缩，反倒是在民间大为扩张。由于福建的产量有限，因此还会每年从江南进口大量的生丝和丝绸。在《八通闽志》、《兴化府志》、《安海志》当中，都有福建富商从江南大量购入丝织品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曾撰文：“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个时期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棉花和丝绸，总量可称之为天文数字。
当然这些生丝和丝织品也并非完全被本地市场所消化，出口也是其重要的去向之一。通过福州、泉州、漳州三个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福建的丝织品曾大量出口到日本及欧洲市场。由于倭寇问题，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与日本贸易，日本商人甚至不得不到东南亚市场购买中国丝绸。而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在广州收购丝织品，经由澳门运往日本贩卖，每年数量在一至三千担不等。
16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日本所出产的银子有一半输往国外，其中大部分都进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在1599至1637年这38年间有记载的史料中，葡萄牙商人自长崎运出的银两竟高达五千余万两，而这些银子中的绝大多数又通过澳门这个口岸，进入大明换成了丝织品和其他货物。
而欧洲方向情况则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早在中世纪就从中国引进了蚕桑养殖，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此时都具备了较强的丝织品生产能力。但由于欧洲的生丝价格非常昂贵，在欧洲市场上组织原材料来生产，远不如从遥远的中国进口生丝划算，因此欧洲商人的主要进口目标是作为原材料的生丝，而并非成品丝织品。
关于这种情况，明末史学家何乔远曾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做过评论：“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缎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
而荷兰人从福建购买生丝所获取的利润也相当可观，目前福建最大的生丝外贸供货商许心素给荷兰人的生丝供货价大约在每担140两银上下，不但交易限时限量而且还要先收取预付订金，荷兰人仍是趋之若鹜。但这些生丝运到日本之后，就至少有一倍以上的利润。而马尼拉的生丝价格，每担生丝相比台湾也要高出一百两。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丝，西班牙人甚至不惜冒险每年穿越太平洋，直接从南美殖民地运白银到东亚采购商品。
不过在这个时期，福建本地的生丝产量其实并不算大，而且福建蚕丝的质量不如江浙，丝织业的主要原料来自浙江湖州，而生产中心则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个外贸港。福州以四层织品“改机锦”为特产，泉州以丝织品品种丰富而著称，而漳州的特点则是善于仿造，国内最著名的苏绸、潞绸，在漳州都能仿制，甚至连由国外反向流入的天鹅绒，在漳州也很快“山寨”成功，可以说堪称是丝织界的“华强北”。
此时福建民营丝织业的地位虽然还不及江南吴越，但也算是国内重要产区之一，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引用两朝重臣郭子章的话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茧。”穿越集团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在打蚕桑产业及丝织品贸易的主意，吴越虽好但距离稍远，而福建则相对要近得多。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福建地区有许心素这个超级地头蛇可以利用起来。
执委会在半年多以前决定用出口武器来支持许心素反抗“十八芝”的时候，多少也存了一些日后利用许心素在福建获取方便的心思。而随着三亚地区建设进程的推进，执委会也终于开始有余力关注一些在穿越之初不具备开发条件的项目——比如需要适应本时空环境的蚕种才能进行开发的蚕桑养殖业以及相关的丝织业。
福建的蚕种、蚕丝虽然不如江浙一带，但对于海南的热带季风气候而言，福建的蚕种就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对穿越集团来说实用性更强。农业部的人已经给执委会表了态，只要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育种繁殖，应该就可以培育出适合海南气候的本地蚕种——当然这几乎是在理想状态之下的进度，实际上的进展如何，不单单要看福建方面的进度，同时也要视穿越集团在海南岛上的发展状况而定，因为适合养蚕的区域多在中北部，目前还并不属于穿越集团的势力范围。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得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育种推广可以慢慢来，反正穿越集团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出口渠道，而是各种产品都严重产能不足，一时半会倒是不需要指望出产丝织品来振兴经济。
董烟云的回答，倒也没特别夸张，许心素每年给荷兰人运生丝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海汉民团去越南之前，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许心素手头的生丝能卖的都卖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想要从福建大宗进货肯定是没指望的。
董烟云不想让这三人觉得自己是在找借口推搪，继续说道：“若贵方真是有意采购丝织品，在下可设法代为从江浙一带采买，只是需时会比较长，另外价格估计也会较高……”
“董先生，我们暂时不打算买生丝和丝织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福建当地的蚕种。”陶东来干脆点明了意图。
“蚕种？”董烟云愕然片刻之后才道：“你们是打算……在崖州这地方种桑养蚕？”
“我们在哪里养殖蚕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帮助。”陶东来可没兴趣跟董烟云讨论技术细节上的问题。
“这个……倒是不难办，那不知具体有些什么要求？”董烟云暗自松了一口气，送蚕种可比送船匠容易多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影响到自家的产业。
至于说海汉人要是真在琼州岛上养殖蚕桑，出产生丝之后会不会对福建的丝织品产业造成冲击，董烟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丝织品和生丝在福建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如果海汉人真能成事，那今后福建方面反倒是能多出一个稳定的货源地，又何乐而不为呢？
陶东来拿出一张纸，递给了董烟云：“这是我方对蚕种的要求。”
董烟云看了看，上面特别指定了几个蚕种产地，并且还分别说明了要哪个生长阶段的蚕种和所需数量。另外各地的桑树也要一一对应送来树种，以备挑选。除此之外，海汉人还提出从福建的养蚕区聘用熟手蚕农若干，熟悉丝织品制作工艺的织匠若干，织机样品等等。虽然条目有些繁琐，但要求也并不过分，毕竟都是跟蚕桑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看完之后，董烟云微微点头道：“贵方要这些物品不难，在下现在便可答允下来，待回去之后，便尽快筹备这些物品送来胜利港。”
“那就最好。等收到贵方送来的蚕种之后，我们会酌情给予贵方一定数目的军火采购份额。”陶东来对于董烟云的回答也比较满意，不过事情可不是到这里就算结束了：“还有一件东西，我们的需求量比较大，希望贵方能设法向我们提供货源。”
“陶总请讲！”董烟云现在算是摸着了海汉人的路数了，想要买到他们的军火，那就得先答应一系列的交换条件才行，否则就算揣着现银也连根毛都买不到。
“我们听说许大官人在日本有不少贸易往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许大官人的途径，从日本进口铜矿。”陶东来顿了顿，又特意强调了一句：“可以用铜换取我们的军火！”
董烟云闻言眼神顿时一亮：“果真？陶总切莫消遣在下！”
“只要是纯度好的铜锭，有多少要多少！”陶东来立刻再给他吃了一记定心丸。
穿越集团的工业化建设当中，有相当多的地方需要用到铜作为原料，但穿越时带来的铜储备很有限，肯定难以应付工业化的需要。而海南岛上唯一的铜矿在石碌，当地的开发计划由于所需甚多，目前仍是停留在纸面上，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正式实施。而这一时期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铜输出地，就当数日本了。
作为一个矿产贫瘠的岛国，日本却很侥幸地拥有了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包括足尾铜山、别子铜山在内大大小小的铜矿床，均匀分布在从关东到四国、九州的长约800公里，宽约数十公里的地质带上，储量非常丰富。明朝期间，日本向大明大量输出黄铜，到17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铜输出量曾经居世界第一。因此执委会在动铜矿脑筋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日本这个货源地。
但矿产贫瘠终究还是会很吃亏，日本虽然金银铜都有出产，却缺乏铸造青铜的锡矿，因此他们甚至连自行铸造铜钱的能力都缺乏——纯铜的硬度太软，保存是大问题。于是日本不得不每年向大明出口黄铜，再折价换回大明铸造的铜钱在国内流通使用。直到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时候，日本国内主要的流通铜钱竟然还是“永乐通宝”。
铸币这买卖有多赚钱，稍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都能想到。不过穿越集团打算大量进口铜，可并不是为了铸币之后再返销到日本，而是真正要用于自己的产业发展上。
催得最急就是军警部和海运部，军工部门要研制的青铜炮，造船厂所需的耐腐蚀“海军黄铜”，都需要大量的铜作为生产原料。制作这些物品的合金中另一种金属锡，已经由驻广办在大陆找到了供应商，就是来自惠州府的“海丰号”商行，目前每月都会有十余吨锡矿从惠州运抵广州，然后转运至胜利港。而这些锡矿目前已经开始派上用场——生产部门上月已经试制出了一批铅锡合金，用来制作印刷用的活字，只要化工部门的印刷油墨试制成功，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自行印刷一些宣传资料和扫盲读本了。
另外以田独工业区为主的电力覆盖区，也需要大量的铜来架设输电线路。目前一号基地和港区范围，使用的电力仍然还是依靠光电为主，这显然不符合执委会把胜利港建设成“宜居城镇”的目标。至于铜在机械、冶金、轻工方面的用途就更为广泛了，说得严重点，铜供应量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话，足以将穿越集团的工业化进程拖慢数年。
以此时大明的铜价作比较的话，从日本进口虽然路途较为遥远，但即便加上运输费用，却仍比大明低了约三分之一。大宗购买的话，成本还能摊低不少，对于穿越集团这种用铜大户来说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不过董烟云对此仍然有些疑虑：“我家主人早年的确与日本有不少贸易往来，但近年日本人更愿与红毛人做交易，可能还需等在下回到福建之后再打听一下进一步的消息。”
董烟云这话说得云山雾罩，不过在座这三人却很明白话外的意思。当初大海商李旦控制了日本对大明的绝大多数贸易份额，李旦死后，许心素和郑芝龙分别继承了他在大陆与台湾的遗产，而日本方面的资源也被两家所瓜分。如今许心素和郑芝龙打得不可开交，作为局外人的日本方面自然会存在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心素如果找日本人进行大宗的交易，对方的态度就比较难以预料了。
宁崎这时候接话道：“董先生，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我就送你一场大富贵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滨田弥兵卫这个人？”
董烟云摇摇头道：“在下一向只在福广江浙活动，对于日本了解不多，愿闻其详。”
宁崎便简单给他讲述了关于滨田此人的事情。滨田弥兵卫是一名日本海商，在1626年到台湾购买生丝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起了冲突，第二年滨田回到日本，便晋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试图说服江户幕府反荷。而1628年春天，滨田再次率数百日本人到台湾，这次就被荷兰人直接来了个狠的，从船上抄出大量武器和火药，将人船货全部都扣下了，滨田本人也被囚禁起来。
宁崎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董烟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道：“宁先生为何不接着说下去？”
宁崎心道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还没发生，我岂能随便泄露天机。当下宁崎干咳了一声道：“董先生回去之后，可以提醒许大官人注意台湾那边的变化。如果一切顺利，今年之内，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红毛人，都会主动求到许大官人门上的。”
董烟云奇道：“宁先生为何有此一说？”
宁崎神秘地一笑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也！”
宁崎装得神神鬼鬼，其实这事说穿了就一钱不值。滨田在台湾被囚禁了数天之后，带着手下人采取了武力行动，闯入荷兰在台湾行政长官彼得的住处，并且将其儿子作为人质，然后一同返回了日本。滨田回到日本之后立刻将彼得的儿子下狱，并封闭了荷兰人在日本平户的商馆。而在此之后日本与荷兰的贸易便陷入中断状态，直到1629年，深感事态严重的东印度公司大本营才下令将彼得撤职，并宣判其两年徒刑。这还没算完，直到1632年荷兰人将彼得押解到日本交给了幕府执行监禁，双方的贸易才得以重新恢复。
明代福建是我国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之一，早在1439年，朝廷便在泉州设立织染局，专门为皇室生产贡品。之后在景泰年间，福州知州毕亨也在当地设立了织染局，根据《福州府志》的记载，当时福州每年要向皇室进贡绸缎425尺，所用生丝1328斤，全由治下各县摊派缴纳。而到了明中后期，江南丝织业逐步兴起，在技术水平和产量上都大大朝过了福建，这直接导致了福建官办丝织业衰退。
但官办丝织业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丝织品市场就因此而畏缩，恰恰相反的是，明前期闽人大多用苎布制衣，对丝织品消费量不大。但到了明后期，丝绸类衣物反倒是成为了年轻人的服装标配。如《泰宁县志》中记载：“泰之产只苎布，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
类似的记载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种衣着习惯上的改变更是十分显著。消费习惯的转变，使得福建的丝绸市场不但没有因为官办丝织业的衰退而萎缩，反倒是在民间大为扩张。由于福建的产量有限，因此还会每年从江南进口大量的生丝和丝绸。在《八通闽志》、《兴化府志》、《安海志》当中，都有福建富商从江南大量购入丝织品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曾撰文：“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个时期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棉花和丝绸，总量可称之为天文数字。
当然这些生丝和丝织品也并非完全被本地市场所消化，出口也是其重要的去向之一。通过福州、泉州、漳州三个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福建的丝织品曾大量出口到日本及欧洲市场。由于倭寇问题，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与日本贸易，日本商人甚至不得不到东南亚市场购买中国丝绸。而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在广州收购丝织品，经由澳门运往日本贩卖，每年数量在一至三千担不等。
16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日本所出产的银子有一半输往国外，其中大部分都进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在1599至1637年这38年间有记载的史料中，葡萄牙商人自长崎运出的银两竟高达五千余万两，而这些银子中的绝大多数又通过澳门这个口岸，进入大明换成了丝织品和其他货物。
而欧洲方向情况则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早在中世纪就从中国引进了蚕桑养殖，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此时都具备了较强的丝织品生产能力。但由于欧洲的生丝价格非常昂贵，在欧洲市场上组织原材料来生产，远不如从遥远的中国进口生丝划算，因此欧洲商人的主要进口目标是作为原材料的生丝，而并非成品丝织品。
关于这种情况，明末史学家何乔远曾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做过评论：“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缎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
而荷兰人从福建购买生丝所获取的利润也相当可观，目前福建最大的生丝外贸供货商许心素给荷兰人的生丝供货价大约在每担140两银上下，不但交易限时限量而且还要先收取预付订金，荷兰人仍是趋之若鹜。但这些生丝运到日本之后，就至少有一倍以上的利润。而马尼拉的生丝价格，每担生丝相比台湾也要高出一百两。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丝，西班牙人甚至不惜冒险每年穿越太平洋，直接从南美殖民地运白银到东亚采购商品。
不过在这个时期，福建本地的生丝产量其实并不算大，而且福建蚕丝的质量不如江浙，丝织业的主要原料来自浙江湖州，而生产中心则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个外贸港。福州以四层织品“改机锦”为特产，泉州以丝织品品种丰富而著称，而漳州的特点则是善于仿造，国内最著名的苏绸、潞绸，在漳州都能仿制，甚至连由国外反向流入的天鹅绒，在漳州也很快“山寨”成功，可以说堪称是丝织界的“华强北”。
此时福建民营丝织业的地位虽然还不及江南吴越，但也算是国内重要产区之一，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引用两朝重臣郭子章的话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茧。”穿越集团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在打蚕桑产业及丝织品贸易的主意，吴越虽好但距离稍远，而福建则相对要近得多。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福建地区有许心素这个超级地头蛇可以利用起来。
执委会在半年多以前决定用出口武器来支持许心素反抗“十八芝”的时候，多少也存了一些日后利用许心素在福建获取方便的心思。而随着三亚地区建设进程的推进，执委会也终于开始有余力关注一些在穿越之初不具备开发条件的项目——比如需要适应本时空环境的蚕种才能进行开发的蚕桑养殖业以及相关的丝织业。
福建的蚕种、蚕丝虽然不如江浙一带，但对于海南的热带季风气候而言，福建的蚕种就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对穿越集团来说实用性更强。农业部的人已经给执委会表了态，只要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育种繁殖，应该就可以培育出适合海南气候的本地蚕种——当然这几乎是在理想状态之下的进度，实际上的进展如何，不单单要看福建方面的进度，同时也要视穿越集团在海南岛上的发展状况而定，因为适合养蚕的区域多在中北部，目前还并不属于穿越集团的势力范围。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得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育种推广可以慢慢来，反正穿越集团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出口渠道，而是各种产品都严重产能不足，一时半会倒是不需要指望出产丝织品来振兴经济。
董烟云的回答，倒也没特别夸张，许心素每年给荷兰人运生丝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海汉民团去越南之前，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许心素手头的生丝能卖的都卖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想要从福建大宗进货肯定是没指望的。
董烟云不想让这三人觉得自己是在找借口推搪，继续说道：“若贵方真是有意采购丝织品，在下可设法代为从江浙一带采买，只是需时会比较长，另外价格估计也会较高……”
“董先生，我们暂时不打算买生丝和丝织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福建当地的蚕种。”陶东来干脆点明了意图。
“蚕种？”董烟云愕然片刻之后才道：“你们是打算……在崖州这地方种桑养蚕？”
“我们在哪里养殖蚕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帮助。”陶东来可没兴趣跟董烟云讨论技术细节上的问题。
“这个……倒是不难办，那不知具体有些什么要求？”董烟云暗自松了一口气，送蚕种可比送船匠容易多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影响到自家的产业。
至于说海汉人要是真在琼州岛上养殖蚕桑，出产生丝之后会不会对福建的丝织品产业造成冲击，董烟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丝织品和生丝在福建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如果海汉人真能成事，那今后福建方面反倒是能多出一个稳定的货源地，又何乐而不为呢？
陶东来拿出一张纸，递给了董烟云：“这是我方对蚕种的要求。”
董烟云看了看，上面特别指定了几个蚕种产地，并且还分别说明了要哪个生长阶段的蚕种和所需数量。另外各地的桑树也要一一对应送来树种，以备挑选。除此之外，海汉人还提出从福建的养蚕区聘用熟手蚕农若干，熟悉丝织品制作工艺的织匠若干，织机样品等等。虽然条目有些繁琐，但要求也并不过分，毕竟都是跟蚕桑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看完之后，董烟云微微点头道：“贵方要这些物品不难，在下现在便可答允下来，待回去之后，便尽快筹备这些物品送来胜利港。”
“那就最好。等收到贵方送来的蚕种之后，我们会酌情给予贵方一定数目的军火采购份额。”陶东来对于董烟云的回答也比较满意，不过事情可不是到这里就算结束了：“还有一件东西，我们的需求量比较大，希望贵方能设法向我们提供货源。”
“陶总请讲！”董烟云现在算是摸着了海汉人的路数了，想要买到他们的军火，那就得先答应一系列的交换条件才行，否则就算揣着现银也连根毛都买不到。
“我们听说许大官人在日本有不少贸易往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许大官人的途径，从日本进口铜矿。”陶东来顿了顿，又特意强调了一句：“可以用铜换取我们的军火！”
董烟云闻言眼神顿时一亮：“果真？陶总切莫消遣在下！”
“只要是纯度好的铜锭，有多少要多少！”陶东来立刻再给他吃了一记定心丸。
穿越集团的工业化建设当中，有相当多的地方需要用到铜作为原料，但穿越时带来的铜储备很有限，肯定难以应付工业化的需要。而海南岛上唯一的铜矿在石碌，当地的开发计划由于所需甚多，目前仍是停留在纸面上，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正式实施。而这一时期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铜输出地，就当数日本了。
作为一个矿产贫瘠的岛国，日本却很侥幸地拥有了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包括足尾铜山、别子铜山在内大大小小的铜矿床，均匀分布在从关东到四国、九州的长约800公里，宽约数十公里的地质带上，储量非常丰富。明朝期间，日本向大明大量输出黄铜，到17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铜输出量曾经居世界第一。因此执委会在动铜矿脑筋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日本这个货源地。
但矿产贫瘠终究还是会很吃亏，日本虽然金银铜都有出产，却缺乏铸造青铜的锡矿，因此他们甚至连自行铸造铜钱的能力都缺乏——纯铜的硬度太软，保存是大问题。于是日本不得不每年向大明出口黄铜，再折价换回大明铸造的铜钱在国内流通使用。直到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时候，日本国内主要的流通铜钱竟然还是“永乐通宝”。
铸币这买卖有多赚钱，稍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都能想到。不过穿越集团打算大量进口铜，可并不是为了铸币之后再返销到日本，而是真正要用于自己的产业发展上。
催得最急就是军警部和海运部，军工部门要研制的青铜炮，造船厂所需的耐腐蚀“海军黄铜”，都需要大量的铜作为生产原料。制作这些物品的合金中另一种金属锡，已经由驻广办在大陆找到了供应商，就是来自惠州府的“海丰号”商行，目前每月都会有十余吨锡矿从惠州运抵广州，然后转运至胜利港。而这些锡矿目前已经开始派上用场——生产部门上月已经试制出了一批铅锡合金，用来制作印刷用的活字，只要化工部门的印刷油墨试制成功，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自行印刷一些宣传资料和扫盲读本了。
另外以田独工业区为主的电力覆盖区，也需要大量的铜来架设输电线路。目前一号基地和港区范围，使用的电力仍然还是依靠光电为主，这显然不符合执委会把胜利港建设成“宜居城镇”的目标。至于铜在机械、冶金、轻工方面的用途就更为广泛了，说得严重点，铜供应量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话，足以将穿越集团的工业化进程拖慢数年。
以此时大明的铜价作比较的话，从日本进口虽然路途较为遥远，但即便加上运输费用，却仍比大明低了约三分之一。大宗购买的话，成本还能摊低不少，对于穿越集团这种用铜大户来说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不过董烟云对此仍然有些疑虑：“我家主人早年的确与日本有不少贸易往来，但近年日本人更愿与红毛人做交易，可能还需等在下回到福建之后再打听一下进一步的消息。”
董烟云这话说得云山雾罩，不过在座这三人却很明白话外的意思。当初大海商李旦控制了日本对大明的绝大多数贸易份额，李旦死后，许心素和郑芝龙分别继承了他在大陆与台湾的遗产，而日本方面的资源也被两家所瓜分。如今许心素和郑芝龙打得不可开交，作为局外人的日本方面自然会存在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心素如果找日本人进行大宗的交易，对方的态度就比较难以预料了。
宁崎这时候接话道：“董先生，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我就送你一场大富贵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滨田弥兵卫这个人？”
董烟云摇摇头道：“在下一向只在福广江浙活动，对于日本了解不多，愿闻其详。”
宁崎便简单给他讲述了关于滨田此人的事情。滨田弥兵卫是一名日本海商，在1626年到台湾购买生丝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起了冲突，第二年滨田回到日本，便晋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试图说服江户幕府反荷。而1628年春天，滨田再次率数百日本人到台湾，这次就被荷兰人直接来了个狠的，从船上抄出大量武器和火药，将人船货全部都扣下了，滨田本人也被囚禁起来。
宁崎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董烟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道：“宁先生为何不接着说下去？”
宁崎心道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还没发生，我岂能随便泄露天机。当下宁崎干咳了一声道：“董先生回去之后，可以提醒许大官人注意台湾那边的变化。如果一切顺利，今年之内，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红毛人，都会主动求到许大官人门上的。”
董烟云奇道：“宁先生为何有此一说？”
宁崎神秘地一笑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也！”
宁崎装得神神鬼鬼，其实这事说穿了就一钱不值。滨田在台湾被囚禁了数天之后，带着手下人采取了武力行动，闯入荷兰在台湾行政长官彼得的住处，并且将其儿子作为人质，然后一同返回了日本。滨田回到日本之后立刻将彼得的儿子下狱，并封闭了荷兰人在日本平户的商馆。而在此之后日本与荷兰的贸易便陷入中断状态，直到1629年，深感事态严重的东印度公司大本营才下令将彼得撤职，并宣判其两年徒刑。这还没算完，直到1632年荷兰人将彼得押解到日本交给了幕府执行监禁，双方的贸易才得以重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