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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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想引大人注意的、调皮的小男孩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却被两个老人传了出去，并从此他爷爷便被人称做“花轿”，真名倒没人记得了。我同学他爸爸先被人称为“小花轿”，后来他爸生了我同学，他爸便退休为“花轿儿子”，我同学便被人称之为“小花轿”了。
这就是传言的威力！“人言可畏”这四个字，没有谁比农村人理解得更为深刻了。有那么一刻，我忽然恨透了这所谓的家乡！
好在妈妈毕竟是妈妈，第二天起床时，她己经给我打好了洗脸水，并把饭菜做好了等我，象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不骂我不打我，却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她望我时那紧皱的眉头，就象一把尖刀一样切割着我的心！
刚放下碗筷，大姨就闻讯赶了过来。大姨仍然象以前那样，因为家境好，人比较外向，话也很多，是个标准的“长舌妇”，我一直很不喜欢她。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姨笑眯眯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重点部位是脖子和手腕，又摸了摸我身上的衣料。摸过之后，她不屑地撇了撇嘴，下了个结论：“海燕没有坡上的翠翠挣的钱多。啧啧，翠翠上次回来，光是脖子上的项链和手链，听说都值好几万呢。”
妈妈原来愁苦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问我：“这几年，你存了多少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姨就抢着道：“听说翠翠，存款有好几百万了，光存折就好几个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两万和好几百万相比，实在寒酸到了极点。
妈妈则热切地盯着我，竖起了指头，一个劲地问：“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十万？五万？”她问一次，我的心就收紧一次，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妈妈再次失望，在说到三万时，我勉强点了点头。
妈妈这才长嘘了一口气，总算还不至于太丢人。
这让我很是郁闷，我的妈妈，曾经是非常善良和宽容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变得象现在这样势利和斤斤计较了？
大姨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借口夜里没睡好，赶紧躲进了另外的房间。大姨有些失望，又转头和妈妈窃窃私语起来。
大姨走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妈妈：“坡上的翠翠，她在外面做什么？”
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做什么？在广东卖猪肉呗。”
“卖猪肉”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卖身。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呢，真正在外面安安静静打工的女孩子，是很难挣得了这么多钱的。”
没想到一听这话，竟惹得妈妈一下子火起：“卖猪肉怎么啦？人家赚到了那么多钱？给家里起了好大一座房子呢！父母面上多有光彩！你又怎么样？你和那个该死的男人，要钱没挣到钱，要人没找到人，害得全家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你还不如去卖猪肉呢！”
我望着一脸怒气的妈妈，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忽然明白，爸爸的早逝、苦难的生活、三年的疏离和我带给家中的羞愧，己让母女之情早就变了味！
我怔怔地站在房间，眼泪再次流了出来。妈妈仿佛没看到我的眼泪一般，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哭！你大姨说得对，你读书脑子都读迂了，在外面吃不开。这次回来再不要回去了，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下意识反驳道：“我不要！我才２２岁，不着急的。”
妈妈不满地白了我一眼：“你哪里是２２岁？今年２３了，过年就２４岁，你算算，离过年还有几天？女人都是花命，开得快，败得也快！”
我分辩说：“你那是虚岁，人家外面都算周岁。”
妈妈这次彻底翻脸：“不要再跟我提外面！要不是你去了外面，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此话直指我的软肋，我自知底气不足，赶紧闭了嘴。
事己至此，我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累得再也不想出去打拼了。如果能找个疼我爱我的人，也未必不可。想到这里，我听天由命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同意相亲了，妈妈也不打不骂我，但她总是拉长着一张脸，对我也没有好声气。有时，我真恨不得她能打我一顿或大骂我一顿。我感觉在这个家里，就象坐牢一样难受。
舅舅舅妈很快筹到了两万元钱，姥姥姥爷便被放出来了。虽然放回了姥姥姥爷，上面也不再追究舅舅舅妈的超生问题，但舅舅舅妈却要等生完孩子才能回家的。这些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总不至于叫计生办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钱是大姨经手交的，那天，我和大姨、妈妈一起去接姥姥姥爷。大姨去村委会小楼交钱的时候，妈妈和我到原来老村委会里。这里是一溜灰黑、破败的砖瓦房，在一间偏僻的砖瓦房里，就关着被抓进来的十几个老人。
因为没有拿到收据，所以看守的联防队员不放人。据说为了害怕本村的联防员对本村人不好下手，联防员都不在本村做事，所以这个２０岁初头的联防员我们并不认识。妈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开门放人。
没办法，妈妈只好带着我绕了一圈，来到后面的一个小窗户。房间很黑，我的眼晴好半天才适应房间的光线。“小黑屋”虽然因为太过破旧，所以窗户上的玻璃并不齐全，风一吹过，窗户就“嚓嚓”作响。房间内铺着一层被稻草，稻草上胡乱搭了几床破棉被，房内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角落里有两只大黑桶，房间里的恶臭大约就是从那地方发出来的。
老人们有男有女，有的坐着有睡着的，全都神情呆滞，再加上那苍老的容颜，真的是目不忍视，有两个头发都全白了。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姥姥姥爷，便轻呼：“姥姥，姥爷。”
我叫了好半天，才颤微微地从一堆稻草里站起一个老人，妈妈赶紧说：“海燕回来了。钱己经筹到，我姐去交钱了，马上就会放你们出去。”
这时，姥爷己经走到窗户边。窗户上的玻璃虽然没了，但粗硬的钢筋却还在。就这样，我和妈妈和窗户外头，姥爷在窗户里头，姥爷不断叫着我的名字，老泪纵横。
我忽然想起以前老电影中革命志士被抓进牢中的情景，有很多镜头就是这样的。那些革命志士两手握着窗户上的钢筋，有的悲伤有的激昂。此情此景，真是何其相似。
不一会儿，大姨交了钱，拿到了收据，那个联防队员打开门，姥姥姥爷就被放出来了。姥姥和妈妈一样，有严重的关节火，妈妈一直说她的关节炎就是姥姥遗传的。本来腿脚就不好的姥姥，现在连站着都要人搀扶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实在没办法，我妈只好去找一辆平车，这才把我姥姥拉回了家。
对于一个想引大人注意的、调皮的小男孩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却被两个老人传了出去，并从此他爷爷便被人称做“花轿”，真名倒没人记得了。我同学他爸爸先被人称为“小花轿”，后来他爸生了我同学，他爸便退休为“花轿儿子”，我同学便被人称之为“小花轿”了。
这就是传言的威力！“人言可畏”这四个字，没有谁比农村人理解得更为深刻了。有那么一刻，我忽然恨透了这所谓的家乡！
好在妈妈毕竟是妈妈，第二天起床时，她己经给我打好了洗脸水，并把饭菜做好了等我，象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不骂我不打我，却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她望我时那紧皱的眉头，就象一把尖刀一样切割着我的心！
刚放下碗筷，大姨就闻讯赶了过来。大姨仍然象以前那样，因为家境好，人比较外向，话也很多，是个标准的“长舌妇”，我一直很不喜欢她。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姨笑眯眯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重点部位是脖子和手腕，又摸了摸我身上的衣料。摸过之后，她不屑地撇了撇嘴，下了个结论：“海燕没有坡上的翠翠挣的钱多。啧啧，翠翠上次回来，光是脖子上的项链和手链，听说都值好几万呢。”
妈妈原来愁苦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问我：“这几年，你存了多少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姨就抢着道：“听说翠翠，存款有好几百万了，光存折就好几个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两万和好几百万相比，实在寒酸到了极点。
妈妈则热切地盯着我，竖起了指头，一个劲地问：“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十万？五万？”她问一次，我的心就收紧一次，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妈妈再次失望，在说到三万时，我勉强点了点头。
妈妈这才长嘘了一口气，总算还不至于太丢人。
这让我很是郁闷，我的妈妈，曾经是非常善良和宽容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变得象现在这样势利和斤斤计较了？
大姨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借口夜里没睡好，赶紧躲进了另外的房间。大姨有些失望，又转头和妈妈窃窃私语起来。
大姨走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妈妈：“坡上的翠翠，她在外面做什么？”
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做什么？在广东卖猪肉呗。”
“卖猪肉”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卖身。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呢，真正在外面安安静静打工的女孩子，是很难挣得了这么多钱的。”
没想到一听这话，竟惹得妈妈一下子火起：“卖猪肉怎么啦？人家赚到了那么多钱？给家里起了好大一座房子呢！父母面上多有光彩！你又怎么样？你和那个该死的男人，要钱没挣到钱，要人没找到人，害得全家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你还不如去卖猪肉呢！”
我望着一脸怒气的妈妈，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忽然明白，爸爸的早逝、苦难的生活、三年的疏离和我带给家中的羞愧，己让母女之情早就变了味！
我怔怔地站在房间，眼泪再次流了出来。妈妈仿佛没看到我的眼泪一般，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哭！你大姨说得对，你读书脑子都读迂了，在外面吃不开。这次回来再不要回去了，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下意识反驳道：“我不要！我才２２岁，不着急的。”
妈妈不满地白了我一眼：“你哪里是２２岁？今年２３了，过年就２４岁，你算算，离过年还有几天？女人都是花命，开得快，败得也快！”
我分辩说：“你那是虚岁，人家外面都算周岁。”
妈妈这次彻底翻脸：“不要再跟我提外面！要不是你去了外面，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此话直指我的软肋，我自知底气不足，赶紧闭了嘴。
事己至此，我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累得再也不想出去打拼了。如果能找个疼我爱我的人，也未必不可。想到这里，我听天由命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同意相亲了，妈妈也不打不骂我，但她总是拉长着一张脸，对我也没有好声气。有时，我真恨不得她能打我一顿或大骂我一顿。我感觉在这个家里，就象坐牢一样难受。
舅舅舅妈很快筹到了两万元钱，姥姥姥爷便被放出来了。虽然放回了姥姥姥爷，上面也不再追究舅舅舅妈的超生问题，但舅舅舅妈却要等生完孩子才能回家的。这些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总不至于叫计生办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钱是大姨经手交的，那天，我和大姨、妈妈一起去接姥姥姥爷。大姨去村委会小楼交钱的时候，妈妈和我到原来老村委会里。这里是一溜灰黑、破败的砖瓦房，在一间偏僻的砖瓦房里，就关着被抓进来的十几个老人。
因为没有拿到收据，所以看守的联防队员不放人。据说为了害怕本村的联防员对本村人不好下手，联防员都不在本村做事，所以这个２０岁初头的联防员我们并不认识。妈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开门放人。
没办法，妈妈只好带着我绕了一圈，来到后面的一个小窗户。房间很黑，我的眼晴好半天才适应房间的光线。“小黑屋”虽然因为太过破旧，所以窗户上的玻璃并不齐全，风一吹过，窗户就“嚓嚓”作响。房间内铺着一层被稻草，稻草上胡乱搭了几床破棉被，房内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角落里有两只大黑桶，房间里的恶臭大约就是从那地方发出来的。
老人们有男有女，有的坐着有睡着的，全都神情呆滞，再加上那苍老的容颜，真的是目不忍视，有两个头发都全白了。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姥姥姥爷，便轻呼：“姥姥，姥爷。”
我叫了好半天，才颤微微地从一堆稻草里站起一个老人，妈妈赶紧说：“海燕回来了。钱己经筹到，我姐去交钱了，马上就会放你们出去。”
这时，姥爷己经走到窗户边。窗户上的玻璃虽然没了，但粗硬的钢筋却还在。就这样，我和妈妈和窗户外头，姥爷在窗户里头，姥爷不断叫着我的名字，老泪纵横。
我忽然想起以前老电影中革命志士被抓进牢中的情景，有很多镜头就是这样的。那些革命志士两手握着窗户上的钢筋，有的悲伤有的激昂。此情此景，真是何其相似。
不一会儿，大姨交了钱，拿到了收据，那个联防队员打开门，姥姥姥爷就被放出来了。姥姥和妈妈一样，有严重的关节火，妈妈一直说她的关节炎就是姥姥遗传的。本来腿脚就不好的姥姥，现在连站着都要人搀扶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实在没办法，我妈只好去找一辆平车，这才把我姥姥拉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