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斗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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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若干人)。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作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一口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温体仁的圈套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反方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己,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参考消息
经济学家黄宗羲
黄宗羲在研究了历史上税政改革的进程后,总结出了“积累莫返之害”的教训,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历史上每一次税政改革后,由于时代性和局限性,总是在改革初期可以降低农民负担,而过一阵子后,改革的优点便开始消失,最终使农民的压力比改革之前还要大。同时,黄宗羲也是明末提出近似于“君主立宪制”主张的人物。他认为,皇帝一人不可专决(这句话是中心),应复设宰相,另有参政大臣若干。另外,他作为一名数学研究者,还对东西方数学进行了对比,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心得的研究看法。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儿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儿也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儿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浑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儿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儿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作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儿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儿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儿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参考消息
韩一良的腹黑
韩一良其实也是个腹黑人物。他的老家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韩一良返乡,到舅舅家探望,见舅舅正准备出门。韩一良忙问缘故,舅舅说:“今儿县太爷的轿子(应为车轿,故是拉而非抬)轮到咱家拉纤。”哦,还要我这个御史的舅舅给你拉轿子?韩一良一听就火了,抢过绳子把舅舅塞回家门:“我替你去!”他到了县太爷的轿子前开始捆纤绳,旁边有人认出来了:“哟,韩大人,您也来拉纤?”韩一良中气十足地大声道:“是啊!我舅年纪大了,我替他支差!”吓得县太爷同志再也不敢往韩一良的相关人家派差了。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而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儿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儿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儿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拆了两百驿站,亡了一个国家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若干人)。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作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一口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温体仁的圈套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反方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己,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参考消息
经济学家黄宗羲
黄宗羲在研究了历史上税政改革的进程后,总结出了“积累莫返之害”的教训,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历史上每一次税政改革后,由于时代性和局限性,总是在改革初期可以降低农民负担,而过一阵子后,改革的优点便开始消失,最终使农民的压力比改革之前还要大。同时,黄宗羲也是明末提出近似于“君主立宪制”主张的人物。他认为,皇帝一人不可专决(这句话是中心),应复设宰相,另有参政大臣若干。另外,他作为一名数学研究者,还对东西方数学进行了对比,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心得的研究看法。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儿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儿也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儿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浑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儿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儿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作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儿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儿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儿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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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良的腹黑
韩一良其实也是个腹黑人物。他的老家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韩一良返乡,到舅舅家探望,见舅舅正准备出门。韩一良忙问缘故,舅舅说:“今儿县太爷的轿子(应为车轿,故是拉而非抬)轮到咱家拉纤。”哦,还要我这个御史的舅舅给你拉轿子?韩一良一听就火了,抢过绳子把舅舅塞回家门:“我替你去!”他到了县太爷的轿子前开始捆纤绳,旁边有人认出来了:“哟,韩大人,您也来拉纤?”韩一良中气十足地大声道:“是啊!我舅年纪大了,我替他支差!”吓得县太爷同志再也不敢往韩一良的相关人家派差了。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而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儿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儿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儿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拆了两百驿站,亡了一个国家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