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世界的魔方被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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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7年底，列强在华掀起割地狂潮，它的起点是德国抢夺租借地胶州湾。所谓租借地，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是抢夺，租借地的主权完全被帝国主义夺走。1897年冬天，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沿岸各地，并于1898年3月6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湾内各岛屿，租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30公里以内的煤矿。
紧随德国之后，俄国将军舰开进旅顺口，要求租借旅大地区，李鸿章等接受俄国贿赂，于1898年3月27日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和以北一段陆地被俄国“租借”，租期25年。法国要求保持“东方均势”，于1898年4月9日要求清政府将广洲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租期99年。
英国也不甘落后，它看到法国要租借广洲湾，便在1898年6月9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面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看到俄国租借旅大，就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并于1898年7月1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约》，强行租借威海卫及其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相同。
从1898年3月6日到7月1日，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洲湾，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由租借国治理，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不付分文租金。这些租借地在帝国主义侵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帝国主义确立、保持和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地，又是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的新据点，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割据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与抢占租借地同时，列强还公开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势力范围由法国开始。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办法很快为其他帝国主义所仿效。1898年2月清政府与英国互换照会，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4月，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让与他国”。英国又要求不将云南、广东“让与他国”。日本看到德国据有山东，便要求清政府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让与他国”。英、德和英、俄还分别签订协议，实际上承认山东是德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
这时候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顾不上参加对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争夺。但是它表示既不放弃菲律宾，也不放弃中国。1899年9月、11月，美国先后向英、德、俄三国和法、日、意三国提出所谓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表示美国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以及所取得的路矿权利，但要求各国对美国货物开放权利，不实行差别待遇。1900年3月，美国宣布它的主张为各国所接受，但是中国接受不接受却根本没有人理会。
洋人们这样子一番侵华，谋夺华夏利益的态势，即便是普通人对于那些洋人都会没有好感，只剩下仇恨，更何况是执掌着满清政府的慈禧太后呢？
再加上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变法维新一事。
一开始早在变法之初慈禧是赞同变法的，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随后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瀛台。各列强则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
从1897年底，列强在华掀起割地狂潮，它的起点是德国抢夺租借地胶州湾。所谓租借地，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是抢夺，租借地的主权完全被帝国主义夺走。1897年冬天，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沿岸各地，并于1898年3月6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湾内各岛屿，租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30公里以内的煤矿。
紧随德国之后，俄国将军舰开进旅顺口，要求租借旅大地区，李鸿章等接受俄国贿赂，于1898年3月27日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和以北一段陆地被俄国“租借”，租期25年。法国要求保持“东方均势”，于1898年4月9日要求清政府将广洲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租期99年。
英国也不甘落后，它看到法国要租借广洲湾，便在1898年6月9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面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看到俄国租借旅大，就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并于1898年7月1日1逼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约》，强行租借威海卫及其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相同。
从1898年3月6日到7月1日，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洲湾，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由租借国治理，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不付分文租金。这些租借地在帝国主义侵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帝国主义确立、保持和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地，又是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的新据点，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割据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与抢占租借地同时，列强还公开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势力范围由法国开始。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办法很快为其他帝国主义所仿效。1898年2月清政府与英国互换照会，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4月，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让与他国”。英国又要求不将云南、广东“让与他国”。日本看到德国据有山东，便要求清政府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让与他国”。英、德和英、俄还分别签订协议，实际上承认山东是德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
这时候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顾不上参加对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争夺。但是它表示既不放弃菲律宾，也不放弃中国。1899年9月、11月，美国先后向英、德、俄三国和法、日、意三国提出所谓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表示美国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以及所取得的路矿权利，但要求各国对美国货物开放权利，不实行差别待遇。1900年3月，美国宣布它的主张为各国所接受，但是中国接受不接受却根本没有人理会。
洋人们这样子一番侵华，谋夺华夏利益的态势，即便是普通人对于那些洋人都会没有好感，只剩下仇恨，更何况是执掌着满清政府的慈禧太后呢？
再加上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变法维新一事。
一开始早在变法之初慈禧是赞同变法的，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随后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瀛台。各列强则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