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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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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辞了重庆的工作,和在外地的丈夫住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都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六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十八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一声声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这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外出,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七十三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桂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桂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三年,划成分为官僚。后来她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放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二十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桂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孃孃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王孃孃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肚鸡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应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而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写这本自传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饥饿的女儿》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口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读者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要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宾馆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作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冒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产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