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层层淤泥里的小桃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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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
1991年冬春之交虹影离开中国去英国，到位于西单十字路口西北的白庙胡同我们家与我们告别。那个中午，丈夫不在家，我接待虹影，听她谈即将的旅行，未来，包括在英国的男朋友。她显得疲惫，但还是惊人的漂亮——虹影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但那天，她有种疲惫得让人动心的柔弱，办护照签证等的手续如此之烦琐，她在出生的城市和北京来回跑，现在一切办妥，就要走了。
那天大风，北京冬春的大风总是刮得呼呼呼地响，大风敲着窗子的玻璃，风高天蓝，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四合院的中院里的两间东房，院中大槐树参天，树枝的影子在窗子上剧烈地摇动，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十分严酷。我一生都讨厌风，刮风，因为风让我觉得世界险恶，那天就是这样的大风，虽然天蓝空高。
虹影坐在沙发上，那是我们认识后第一次单独有机会聊天，虹影来过多次，但都是来跟我那时的丈夫谈诗歌，他们是诗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基本不参与。可那天丈夫不在家，我们有机会单独聊一聊。不知为什么，虹影的柔弱感动了我，这个比我年轻的女孩那刻显得那么柔弱，让我有一种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冲动。她对未来的描绘，听起来并不像一个要走向幸福的女孩子，而是破釜沉舟的女勇士。我不知道她的身世，不知道她的打算，不知道她的反叛，甚至也不知道她的才华，她毕竟才二十八岁，我比她大四五岁，她的一切还没开始，而我那时已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母亲了，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不懂得反叛，我一辈子也没有反叛过，因为没想象过反叛。面对这即将跨海过千山万水去异国的女孩子，我的感觉是她豁出去了，她自己也说：“反正是豁出去了。”这句话让我惊异，这不是要与男友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说的话。
我们谈了有一个多钟头，我送她走，从家一直送到电报大楼，两个其实是陌生的女性，通过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依依不舍，没有外部理由的依依不舍，而是此情此景和一种突然的理解，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风让我们觉得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我拥抱了她，她个子娇小，我把她搂在怀里，在电报大楼前的大树下，她穿着短大衣，裙子，显得很冷，她也拥抱我，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有一片金色，闪闪发光，白皙的皮肤，没有化妆的面容，大眼睛眯成了缝，因为大风里的阳光非常强烈。我们紧紧地拥抱，是对彼此的祝福。
虹影穿过马路，坐车走了，我反身往家的方向走，内心里全是伤感，莫名其妙的伤感。那个时代，那个时刻，那是二十五年前，出国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好像是走向天堂，虹影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没有理由觉得她是义无反顾，可是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回到家，丈夫已经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这件事，他似乎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再见到虹影是1992年底，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她和男友已结婚，我的丈夫已经在他们的帮助下去了英国，她跟她丈夫回到北京度假。我们突然有了交接，当然不是很多，见了两三次面，谈论了很多，谈她对一些人的认识，我们同仇敌忾般地谈论某个我们都熟悉的人，因为有共识。虹影表达了很多不解，对这个人，我却完全理解，因为我太知道这个人。我们一起在我家做饭，吃饭，我们包北京饺子，做四川饭，在我的冬天的厨房里，烧大炉子的煤，屋里暖堂堂。我们一起在他们借住的朋友宿舍里庆祝1993年新年的到来，就着简易桌子喝酒。虹影快言快语，单纯，爽快，有股江湖义气的侠女之气，没有上次见的柔弱了，我发现了虹影性格的另一面。
她送我她的第一本诗集，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记得诗集里面的照片。我的好朋友诗人莫非到我家来，谈论这本诗集，他也收到了赠送的诗集，他对那些照片震惊不已，非常不解，我也不解，我不明白虹影为什么把这些照片放在这本薄薄的诗集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时没问，后来也没问，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在《好儿女花》里我找到了对这些照片的解释，原来如此。
那时虹影还没有出版她的任何小说。不久虹影就开始出版她的小说，而我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沉在学习里，我跟过去的世界失去联系。虹影的书《饥饿的女儿》1997年出英文版。1999年秋我在比较文学系讲授“中美女性自传比较”一课，给我的课选书，中国女性自传部分我选了五本，包括虹影的新书。记得那年英国某汉学家与我讨论1997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中国女性自传，一本是杨瑞的书Spider Eaters，一本是虹影的Daughter of the River，她说，她更喜欢杨瑞的书，因为没有那么多对肮脏的底层描述。我说，我更喜欢虹影的书，因为写出了红色中国无产阶级的真生活，而且是从一个被欺辱的女孩子的角度写的。杨瑞的父母是红色中国的外交官，他们的苦难怎么能跟虹影的苦难比？《大河的女儿》（《饥饿的女儿》英文版书名）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很震惊，其实我也震惊，我才知道虹影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有才华的女孩子怎样从淤泥里爬起来，站起来，站得更高：勇敢地面对这淤泥的世界，并写出来给世界，做这淤泥的见证人，没有自艾自怜，只有勇敢，甚至是粗粝的勇敢。
我主动给虹影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教她的书。虹影回了一封没有称谓的短信，也许她是太忙，也许她对我的八九年不联系后的突然的来信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她觉得我们之间距离遥远。虹影已经成知名作家，面对没有称谓的信，我就没回信，没再联系。
直到上个月，虹影突然看到我十年前写的《走向女权主义》一文，在微信上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她说，“从这文章我重新认识了你”，并要我为她的书《好儿女花》写序。我被她全然的信任打动了。
我家中有这本书，我从书架上取下来，给虹影看封面，我的这本书是朋友送的，我把书从中国带到美国来，是为了在飞机上看——我喜欢在飞机上看小说。记得当时看这本书，因为是写虹影母亲的葬礼，我没有过多的感触，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在，书没看完我就到家了，书也就放下了。虹影现在要我写序，我必须重读这本书，于是我躺在床上，把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要过她的修订本，我又再读了一遍。读的时候，我多次把书放下，泣不成声，因为现在我也失去了母亲，理解书中虹影丧母的无助与痛苦。
重读这本书，我坦白地承认，我很震惊。在这本书里，她把她离开中国到英国后和再次回中国的感情故事全盘地托出来，全然地给世界看，她到英国后婚姻的伤痛，她的言辞无法表达的绝望，她对爱的渴望——对母亲的爱和对男人的爱的渴望，虹影毫无保留。这是虹影给世界的自白，独语自白，坦率地谈出一切，好像谁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
世界怎样倾听？2009年书刚出版时网络上有各种抓人眼球的评论，那些评论显示出这个世界倾听的角度，比如什么二女侍一夫之类的，甚至记者的访谈，我都觉得问题问得极为低级。我也看了学者的讨论，有各种角度，最好的一次讨论是荒林教授主持的。张红萍教授在讨论时评论说：“写女性时是现实的、赤裸裸的。对于女人的情爱，虹影是有感触的，也是在批判的，因为她看到了女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是什么，围绕着男人？男人只要变心，女人就要伤心，就要自杀。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虹影实际上也在批判这一点。作者选择的男性是多种多样的、底层的，对于男性的批判，本书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张红萍教授看到了这部作品的深度。虹影在这部作品里毫不留情批判了自觉与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性别概念：女性必须贞洁，男女是生命唯一值得的关系，家中兄弟姐妹侄女孩子男女关系都以男人为中心，这个淤泥的世界，男人中心的世界，让人厌恶又让人摆脱不掉，让人同情也让人绝望。
沈睿
1991年冬春之交虹影离开中国去英国，到位于西单十字路口西北的白庙胡同我们家与我们告别。那个中午，丈夫不在家，我接待虹影，听她谈即将的旅行，未来，包括在英国的男朋友。她显得疲惫，但还是惊人的漂亮——虹影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但那天，她有种疲惫得让人动心的柔弱，办护照签证等的手续如此之烦琐，她在出生的城市和北京来回跑，现在一切办妥，就要走了。
那天大风，北京冬春的大风总是刮得呼呼呼地响，大风敲着窗子的玻璃，风高天蓝，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四合院的中院里的两间东房，院中大槐树参天，树枝的影子在窗子上剧烈地摇动，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十分严酷。我一生都讨厌风，刮风，因为风让我觉得世界险恶，那天就是这样的大风，虽然天蓝空高。
虹影坐在沙发上，那是我们认识后第一次单独有机会聊天，虹影来过多次，但都是来跟我那时的丈夫谈诗歌，他们是诗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基本不参与。可那天丈夫不在家，我们有机会单独聊一聊。不知为什么，虹影的柔弱感动了我，这个比我年轻的女孩那刻显得那么柔弱，让我有一种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冲动。她对未来的描绘，听起来并不像一个要走向幸福的女孩子，而是破釜沉舟的女勇士。我不知道她的身世，不知道她的打算，不知道她的反叛，甚至也不知道她的才华，她毕竟才二十八岁，我比她大四五岁，她的一切还没开始，而我那时已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母亲了，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不懂得反叛，我一辈子也没有反叛过，因为没想象过反叛。面对这即将跨海过千山万水去异国的女孩子，我的感觉是她豁出去了，她自己也说：“反正是豁出去了。”这句话让我惊异，这不是要与男友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说的话。
我们谈了有一个多钟头，我送她走，从家一直送到电报大楼，两个其实是陌生的女性，通过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依依不舍，没有外部理由的依依不舍，而是此情此景和一种突然的理解，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风让我们觉得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我拥抱了她，她个子娇小，我把她搂在怀里，在电报大楼前的大树下，她穿着短大衣，裙子，显得很冷，她也拥抱我，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有一片金色，闪闪发光，白皙的皮肤，没有化妆的面容，大眼睛眯成了缝，因为大风里的阳光非常强烈。我们紧紧地拥抱，是对彼此的祝福。
虹影穿过马路，坐车走了，我反身往家的方向走，内心里全是伤感，莫名其妙的伤感。那个时代，那个时刻，那是二十五年前，出国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好像是走向天堂，虹影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没有理由觉得她是义无反顾，可是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回到家，丈夫已经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这件事，他似乎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再见到虹影是1992年底，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她和男友已结婚，我的丈夫已经在他们的帮助下去了英国，她跟她丈夫回到北京度假。我们突然有了交接，当然不是很多，见了两三次面，谈论了很多，谈她对一些人的认识，我们同仇敌忾般地谈论某个我们都熟悉的人，因为有共识。虹影表达了很多不解，对这个人，我却完全理解，因为我太知道这个人。我们一起在我家做饭，吃饭，我们包北京饺子，做四川饭，在我的冬天的厨房里，烧大炉子的煤，屋里暖堂堂。我们一起在他们借住的朋友宿舍里庆祝1993年新年的到来，就着简易桌子喝酒。虹影快言快语，单纯，爽快，有股江湖义气的侠女之气，没有上次见的柔弱了，我发现了虹影性格的另一面。
她送我她的第一本诗集，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记得诗集里面的照片。我的好朋友诗人莫非到我家来，谈论这本诗集，他也收到了赠送的诗集，他对那些照片震惊不已，非常不解，我也不解，我不明白虹影为什么把这些照片放在这本薄薄的诗集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时没问，后来也没问，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在《好儿女花》里我找到了对这些照片的解释，原来如此。
那时虹影还没有出版她的任何小说。不久虹影就开始出版她的小说，而我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沉在学习里，我跟过去的世界失去联系。虹影的书《饥饿的女儿》1997年出英文版。1999年秋我在比较文学系讲授“中美女性自传比较”一课，给我的课选书，中国女性自传部分我选了五本，包括虹影的新书。记得那年英国某汉学家与我讨论1997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中国女性自传，一本是杨瑞的书Spider Eaters，一本是虹影的Daughter of the River，她说，她更喜欢杨瑞的书，因为没有那么多对肮脏的底层描述。我说，我更喜欢虹影的书，因为写出了红色中国无产阶级的真生活，而且是从一个被欺辱的女孩子的角度写的。杨瑞的父母是红色中国的外交官，他们的苦难怎么能跟虹影的苦难比？《大河的女儿》（《饥饿的女儿》英文版书名）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很震惊，其实我也震惊，我才知道虹影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有才华的女孩子怎样从淤泥里爬起来，站起来，站得更高：勇敢地面对这淤泥的世界，并写出来给世界，做这淤泥的见证人，没有自艾自怜，只有勇敢，甚至是粗粝的勇敢。
我主动给虹影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教她的书。虹影回了一封没有称谓的短信，也许她是太忙，也许她对我的八九年不联系后的突然的来信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她觉得我们之间距离遥远。虹影已经成知名作家，面对没有称谓的信，我就没回信，没再联系。
直到上个月，虹影突然看到我十年前写的《走向女权主义》一文，在微信上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她说，“从这文章我重新认识了你”，并要我为她的书《好儿女花》写序。我被她全然的信任打动了。
我家中有这本书，我从书架上取下来，给虹影看封面，我的这本书是朋友送的，我把书从中国带到美国来，是为了在飞机上看——我喜欢在飞机上看小说。记得当时看这本书，因为是写虹影母亲的葬礼，我没有过多的感触，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在，书没看完我就到家了，书也就放下了。虹影现在要我写序，我必须重读这本书，于是我躺在床上，把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要过她的修订本，我又再读了一遍。读的时候，我多次把书放下，泣不成声，因为现在我也失去了母亲，理解书中虹影丧母的无助与痛苦。
重读这本书，我坦白地承认，我很震惊。在这本书里，她把她离开中国到英国后和再次回中国的感情故事全盘地托出来，全然地给世界看，她到英国后婚姻的伤痛，她的言辞无法表达的绝望，她对爱的渴望——对母亲的爱和对男人的爱的渴望，虹影毫无保留。这是虹影给世界的自白，独语自白，坦率地谈出一切，好像谁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
世界怎样倾听？2009年书刚出版时网络上有各种抓人眼球的评论，那些评论显示出这个世界倾听的角度，比如什么二女侍一夫之类的，甚至记者的访谈，我都觉得问题问得极为低级。我也看了学者的讨论，有各种角度，最好的一次讨论是荒林教授主持的。张红萍教授在讨论时评论说：“写女性时是现实的、赤裸裸的。对于女人的情爱，虹影是有感触的，也是在批判的，因为她看到了女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是什么，围绕着男人？男人只要变心，女人就要伤心，就要自杀。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虹影实际上也在批判这一点。作者选择的男性是多种多样的、底层的，对于男性的批判，本书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张红萍教授看到了这部作品的深度。虹影在这部作品里毫不留情批判了自觉与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性别概念：女性必须贞洁，男女是生命唯一值得的关系，家中兄弟姐妹侄女孩子男女关系都以男人为中心，这个淤泥的世界，男人中心的世界，让人厌恶又让人摆脱不掉，让人同情也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