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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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到达时，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
“有什么新情况，说说看吧。达丽娅，给他盛盘饭过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跟她丈夫正好相反。她端来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第一次来看这位老人。
老钳工仔细倾听着。他自己不作任何评论，只是一边应和着，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吃完饭，他用手绢擦擦胡子，又清清嗓子才说：
“显而易见，你没有错。我们早就该抓抓这类事情。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就该从这个厂抓起来。
“你跟茨韦塔耶夫大吵了一场？这可不好。那个小伙子确实有些骄气，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当什么职位？”
“我在车间里做电工助手。就这么着，意思是，做那么一点事。我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呢？”
保尔无话可说了。
“哦，……前一阵子身体没完全好，加上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所以就没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你看，这哪儿行呢？”托卡列夫不以为然地提高声音道，“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能让你免遭一顿批评。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是的。”
“那好，那就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有托辞了。你见过谁是轻轻松松就办好事情的？再说人家会说你自己袖手旁观，逃避责任，对这些你根本辩解不了，明天你就要改正。那个奥库涅夫，也该挨骂。”托卡列夫用明显不满的语气结束这段话。
“老大爷，这也不都怪他。”保尔替奥库涅夫申辩，“是我求他别让我担担子的。”
托卡列夫哼了一声，像是在嘲弄：
“你求求他就同意了？真不像话，你们这帮共青团员！唉，算了，不管了……过来，孩子，按老习惯，给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念念报纸吧……”
党委赞同团委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是，人人以身做则，从自己做起，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全体党团员面前。大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刚开始他还像只好斗的公鸡那样表示不服，但后来，党委书记洛巴欣批驳得他哑口无言。这位身患肺结核、脸色白里泛黄的老同志老当益壮，一番话使得茨韦塔耶夫无法招架，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几篇登在墙报上的文章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并热烈地讨论起来，晚上，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
菲余被开除了团籍，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话，大家格外的安静，听得格外的认真。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保尔，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这是个紧急任务。”
一号站台，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一节里灯火明亮，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另一节却漆黑一片。保尔来到车厢旁，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这时，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问道：
“嘿，你要去哪儿？”
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头顶大盖帽，身穿皮夹克，鼻子细长而高，还满脸严肃。
看见是保尔，阿尔秋欣松开了手，表情也不再严肃，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
“你要去哪儿？”
保尔向阿尔秋欣说明了情况。
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说：
“我去把列车员叫过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车厢里坐着几个衣着考究的旅行装束的人。铺着玫瑰花纹的丝绸桌布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和对面的一位站着的军官聊天。保尔一进来，他们就不再谈论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通往走廊的线路，接着走出了那节灯火通明的车厢，继续查找故障的所在。列车员紧跟着保尔。这人非常粗壮，制服上的铜纽扣上刻着猫头鹰的图案。
“这边一切正常，去另一节车厢看看，毛病应该出在那儿。”
粗壮的列车员打开了门，走廊上一片黑暗，只有保尔的手电筒射出一束光线照在电线上。不一会儿，故障找到了。又过了几分钟，有一盏灯亮了，走廊里也被照亮了许多。
“这包厢里的灯泡坏了，包厢得打开。”保尔说。
“包厢钥匙在夫人那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取吧。”列车员不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
保尔随夫人走进了包厢。列车员则堵住了门口。包厢的货架上有两个漂亮的小皮箱，沙发上扔着一件女式的丝袍，窗子旁的桌上搁着一瓶香水和一只翡翠绿的小化妆盒。夫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保尔工作。
“夫人，少校老爷要冰镇酒，我能走开一会儿吗？”列车员尽力弯下粗脖子，吃力地弯着腰，低声下气地说。
那夫人故作娇态，长声说道：
“去就去吧。”
他们用波兰语交谈着。
灯光从走廊里射进了包厢，恰好落在夫人身上。她身着巴黎一流裁缝用极薄的里昂丝绸做成的高贵长裙，肩和手全都暴露出来。小小的耳朵上戴着饱满的钻石耳环，慢慢摇动着，光亮四射。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看到了那肩和手臂，又白又细，像是用上等象牙做成的。保尔动作很快，不一会儿，他就修好了车厢顶的插座，灯亮了。另一盏灯在沙发一方，正是夫人坐的那个沙发。
“我得修一下这上边的灯。”保尔走过去说。
“噢，我碍您的事儿了。”夫人用地道的俄语说道。她轻轻地站起来，与保尔站在一起，保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那是他认识的细长的眉毛和紧闭着的双唇。他敢确定，她是涅丽·列辛斯卡娅。那律师的女儿一定看见了保尔惊异的双眼，但她却认不出那调皮的邻居。已经四年了，保尔长大了。
涅丽不在乎地皱了一下双眉，回复了保尔的惊异。她走向包厢门口，无聊地用鞋尖磕着地板。保尔开始检查沙发上方的灯。他把灯泡拧下，对着灯光查看着。同时他出人意料地用波兰语向涅丽问道：
“维克托也在这儿？”
保尔问话时正仔细检查着灯泡，他看不见涅丽。但涅丽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说明她开始有些困惑了。
“您认识他吗？”
“不只是认识，我们简直熟得很。”保尔转过身来，“我们曾是邻居。”
“保尔，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丽突然停了下来。
“厨娘。”保尔替她补充道。
“您长得这么快！当时您还不过是个孩子。”
涅丽毫不掩饰地把保尔上下打量了一遍。
“您为什么会问起维克托呢？我想你们俩没什么交情吧？”涅丽提高了嗓子问，像一个女高音。估计这次偶遇保尔会使她的生活不再那么烦闷。
螺丝刀很快又把一颗小螺丝拧了进去。
“维克托欠我的债，这笔债我一定要讨还。见到他时，请您代我告诉他一声。”
“他欠你多少钱，我来还。”
其实她心里明白保尔指的“债”到底是什么，她也知道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这件事。她这么说，只是想显示一下威风而己。
保尔没有回答。
“告诉我，我家是被抢劫了吗？房子倒了吗？凉亭和花圃也该被糟蹋得凌乱不堪了吧？”涅丽焦急地问。
“房子现在属于我们，已经不是你们的了。既然这样，我们不可能会毁了它。”
涅丽冷冷一笑。
“啊哈，看来您也是被训练坏的，但我提醒您这是波兰代表的车厢，我是主人，您是工人，像从前一样。您的工作就是为我服务，把灯修好，让我能自在舒适地看书。以前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挑水，现在还一样，我是主，您是仆。”
她用狠毒而又刻薄的语气说着这些话。保尔一边用刀割着线头，一边还不忘把嘲讽的目光投向这位夫人。
“女公民，单为了您，我甚至不会去拧一颗小钉子。谁让资产阶级有外交官呢，我们也不能冷落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杀他们，我们甚至会对他们以礼相待，不会像您这个样子。”
涅丽的脸泛红了。
“你们如果攻下华沙，我会被怎么处置呢？是被剁成肉饼，还是被强迫当情妇？”
她在门口故作姿态，那闻多了可卡因的鼻子极富挑逗性地动着。又一盏灯亮了，保尔也直起身来。
“没人会需要你们！可卡因就能夺走你们的命，哪还需要我们用武器对付你们。像你这样的废物垃圾，白白地送给我，我都不要。”
保尔拎起工具箱，走向门口，涅丽急忙躲闪。直到保尔走到走廊尽头，才听见一句恼羞成怒的恶骂声：
“去死吧，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的下午，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保尔遇到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拦住保尔的去路，紧拉着他的衣服，问道：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呀，大政治家、教育家？”
“大妈，我去图书馆，请让路吧。”保尔用风趣的语言回答着，顺势抓住卡秋莎的肩膀，轻轻把她推向一边。
卡秋莎则拿开他的手，与他一块儿走着。
“保夫鲁沙，别老是只顾学习，今天跟我去参加晚会吧？有好多青年人今天在济娜家聚会，那些女孩们想让我把你带去。别老是一味地学政治，你也该散散心了，今天跟我去玩玩，别看书了吧？”卡秋莎用尽心思地想劝说保尔。
“什么样的晚会呀，都有些什么内容？”
卡秋莎也学着保尔的口气，逗乐地说：
“有什么内容？那肯定不是向上帝祈祷，就是为了轻松一下。哎，你会拉手风琴是吧？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呢，就借此机会让我一饱耳福吧。济娜的叔叔那儿就有一架手风琴，不过他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你，你却整天就知道埋在书堆里，看你都学得骨瘦如柴了。跟我一块儿去吧，哪条规定上说不让共青团员去玩的？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劝你，你要是真敢不去，你就一个月别想跟我说话。”
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好团员。保尔不想惹她生气，所以虽然没什么兴趣，还是答应跟她一块儿去了。
保尔到达时，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
“有什么新情况，说说看吧。达丽娅，给他盛盘饭过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跟她丈夫正好相反。她端来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第一次来看这位老人。
老钳工仔细倾听着。他自己不作任何评论，只是一边应和着，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吃完饭，他用手绢擦擦胡子，又清清嗓子才说：
“显而易见，你没有错。我们早就该抓抓这类事情。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就该从这个厂抓起来。
“你跟茨韦塔耶夫大吵了一场？这可不好。那个小伙子确实有些骄气，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当什么职位？”
“我在车间里做电工助手。就这么着，意思是，做那么一点事。我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呢？”
保尔无话可说了。
“哦，……前一阵子身体没完全好，加上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所以就没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你看，这哪儿行呢？”托卡列夫不以为然地提高声音道，“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能让你免遭一顿批评。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是的。”
“那好，那就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有托辞了。你见过谁是轻轻松松就办好事情的？再说人家会说你自己袖手旁观，逃避责任，对这些你根本辩解不了，明天你就要改正。那个奥库涅夫，也该挨骂。”托卡列夫用明显不满的语气结束这段话。
“老大爷，这也不都怪他。”保尔替奥库涅夫申辩，“是我求他别让我担担子的。”
托卡列夫哼了一声，像是在嘲弄：
“你求求他就同意了？真不像话，你们这帮共青团员！唉，算了，不管了……过来，孩子，按老习惯，给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念念报纸吧……”
党委赞同团委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是，人人以身做则，从自己做起，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全体党团员面前。大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刚开始他还像只好斗的公鸡那样表示不服，但后来，党委书记洛巴欣批驳得他哑口无言。这位身患肺结核、脸色白里泛黄的老同志老当益壮，一番话使得茨韦塔耶夫无法招架，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几篇登在墙报上的文章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并热烈地讨论起来，晚上，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
菲余被开除了团籍，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话，大家格外的安静，听得格外的认真。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保尔，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这是个紧急任务。”
一号站台，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一节里灯火明亮，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另一节却漆黑一片。保尔来到车厢旁，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这时，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问道：
“嘿，你要去哪儿？”
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头顶大盖帽，身穿皮夹克，鼻子细长而高，还满脸严肃。
看见是保尔，阿尔秋欣松开了手，表情也不再严肃，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
“你要去哪儿？”
保尔向阿尔秋欣说明了情况。
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说：
“我去把列车员叫过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车厢里坐着几个衣着考究的旅行装束的人。铺着玫瑰花纹的丝绸桌布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和对面的一位站着的军官聊天。保尔一进来，他们就不再谈论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通往走廊的线路，接着走出了那节灯火通明的车厢，继续查找故障的所在。列车员紧跟着保尔。这人非常粗壮，制服上的铜纽扣上刻着猫头鹰的图案。
“这边一切正常，去另一节车厢看看，毛病应该出在那儿。”
粗壮的列车员打开了门，走廊上一片黑暗，只有保尔的手电筒射出一束光线照在电线上。不一会儿，故障找到了。又过了几分钟，有一盏灯亮了，走廊里也被照亮了许多。
“这包厢里的灯泡坏了，包厢得打开。”保尔说。
“包厢钥匙在夫人那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取吧。”列车员不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
保尔随夫人走进了包厢。列车员则堵住了门口。包厢的货架上有两个漂亮的小皮箱，沙发上扔着一件女式的丝袍，窗子旁的桌上搁着一瓶香水和一只翡翠绿的小化妆盒。夫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保尔工作。
“夫人，少校老爷要冰镇酒，我能走开一会儿吗？”列车员尽力弯下粗脖子，吃力地弯着腰，低声下气地说。
那夫人故作娇态，长声说道：
“去就去吧。”
他们用波兰语交谈着。
灯光从走廊里射进了包厢，恰好落在夫人身上。她身着巴黎一流裁缝用极薄的里昂丝绸做成的高贵长裙，肩和手全都暴露出来。小小的耳朵上戴着饱满的钻石耳环，慢慢摇动着，光亮四射。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看到了那肩和手臂，又白又细，像是用上等象牙做成的。保尔动作很快，不一会儿，他就修好了车厢顶的插座，灯亮了。另一盏灯在沙发一方，正是夫人坐的那个沙发。
“我得修一下这上边的灯。”保尔走过去说。
“噢，我碍您的事儿了。”夫人用地道的俄语说道。她轻轻地站起来，与保尔站在一起，保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那是他认识的细长的眉毛和紧闭着的双唇。他敢确定，她是涅丽·列辛斯卡娅。那律师的女儿一定看见了保尔惊异的双眼，但她却认不出那调皮的邻居。已经四年了，保尔长大了。
涅丽不在乎地皱了一下双眉，回复了保尔的惊异。她走向包厢门口，无聊地用鞋尖磕着地板。保尔开始检查沙发上方的灯。他把灯泡拧下，对着灯光查看着。同时他出人意料地用波兰语向涅丽问道：
“维克托也在这儿？”
保尔问话时正仔细检查着灯泡，他看不见涅丽。但涅丽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说明她开始有些困惑了。
“您认识他吗？”
“不只是认识，我们简直熟得很。”保尔转过身来，“我们曾是邻居。”
“保尔，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丽突然停了下来。
“厨娘。”保尔替她补充道。
“您长得这么快！当时您还不过是个孩子。”
涅丽毫不掩饰地把保尔上下打量了一遍。
“您为什么会问起维克托呢？我想你们俩没什么交情吧？”涅丽提高了嗓子问，像一个女高音。估计这次偶遇保尔会使她的生活不再那么烦闷。
螺丝刀很快又把一颗小螺丝拧了进去。
“维克托欠我的债，这笔债我一定要讨还。见到他时，请您代我告诉他一声。”
“他欠你多少钱，我来还。”
其实她心里明白保尔指的“债”到底是什么，她也知道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这件事。她这么说，只是想显示一下威风而己。
保尔没有回答。
“告诉我，我家是被抢劫了吗？房子倒了吗？凉亭和花圃也该被糟蹋得凌乱不堪了吧？”涅丽焦急地问。
“房子现在属于我们，已经不是你们的了。既然这样，我们不可能会毁了它。”
涅丽冷冷一笑。
“啊哈，看来您也是被训练坏的，但我提醒您这是波兰代表的车厢，我是主人，您是工人，像从前一样。您的工作就是为我服务，把灯修好，让我能自在舒适地看书。以前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挑水，现在还一样，我是主，您是仆。”
她用狠毒而又刻薄的语气说着这些话。保尔一边用刀割着线头，一边还不忘把嘲讽的目光投向这位夫人。
“女公民，单为了您，我甚至不会去拧一颗小钉子。谁让资产阶级有外交官呢，我们也不能冷落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杀他们，我们甚至会对他们以礼相待，不会像您这个样子。”
涅丽的脸泛红了。
“你们如果攻下华沙，我会被怎么处置呢？是被剁成肉饼，还是被强迫当情妇？”
她在门口故作姿态，那闻多了可卡因的鼻子极富挑逗性地动着。又一盏灯亮了，保尔也直起身来。
“没人会需要你们！可卡因就能夺走你们的命，哪还需要我们用武器对付你们。像你这样的废物垃圾，白白地送给我，我都不要。”
保尔拎起工具箱，走向门口，涅丽急忙躲闪。直到保尔走到走廊尽头，才听见一句恼羞成怒的恶骂声：
“去死吧，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的下午，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保尔遇到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拦住保尔的去路，紧拉着他的衣服，问道：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呀，大政治家、教育家？”
“大妈，我去图书馆，请让路吧。”保尔用风趣的语言回答着，顺势抓住卡秋莎的肩膀，轻轻把她推向一边。
卡秋莎则拿开他的手，与他一块儿走着。
“保夫鲁沙，别老是只顾学习，今天跟我去参加晚会吧？有好多青年人今天在济娜家聚会，那些女孩们想让我把你带去。别老是一味地学政治，你也该散散心了，今天跟我去玩玩，别看书了吧？”卡秋莎用尽心思地想劝说保尔。
“什么样的晚会呀，都有些什么内容？”
卡秋莎也学着保尔的口气，逗乐地说：
“有什么内容？那肯定不是向上帝祈祷，就是为了轻松一下。哎，你会拉手风琴是吧？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呢，就借此机会让我一饱耳福吧。济娜的叔叔那儿就有一架手风琴，不过他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你，你却整天就知道埋在书堆里，看你都学得骨瘦如柴了。跟我一块儿去吧，哪条规定上说不让共青团员去玩的？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劝你，你要是真敢不去，你就一个月别想跟我说话。”
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好团员。保尔不想惹她生气，所以虽然没什么兴趣，还是答应跟她一块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