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法必责众(为新书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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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何以强迫,禁烟何以厉行,征兵何以定制,租税何以配赋,商工业何以振兴,概而言之,国民之权利义务何以规定,莫不以清查户口为始基——户籍能清,则地方盛衰,人民消长,赋税多寡,奸宄有无,皆不难周知……”
《东亚日报》弘武元年12月11日
弘武元年岁末的南京,就像是一片大工地,非但曾经的满城在短短数日内被夷为平地,就连同内城也开始大兴土木,根据“帝都建设案的市街改正”计划,许多沿街的建筑都将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折除。
大规模的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帝都建设委员会给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于地图上沿着街道划了两道线,线里的限定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就由政府派军队拆除,至于赔偿问题,则是参照东北推行多年的市街改正方案,通过原址原面积还原加之适当补偿的方式。
尽管被划定为拆迁线内的百姓们来说,他们无法接受房屋被拆迁的事实,但是南京作为都的现实却让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对于百姓而言,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初期谁都弄不清楚,这新朝廷是什么样的朝廷,也正因如此,这看似会极为困难的“市街改正”计划,推行起来,几乎可以说极为顺利来形容。
相比于“市街改正”的极为顺利,那么近十万工兵的建造度更为迅,不过只是短短十几天功夫,被拓宽的几条主要街道便显现出了道路的雏形,而道路两侧的那些五层甚至八层高的楼宇框架便显现了出来,只需要完成墙体以及外墙建设,一栋栋中式的现代建筑就会耸立于南京内城,营造出一个新的王朝帝都。
作为天子脚下的帝都所在,这里的各项工作推动顺利,并不意味着举国皆是如此,实际上,相比于整个国家,“帝都建设”甚至不值一提,尽管这牵涉到国家的形象,但相比于国家的整体而言,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意义。
毕竟都永远不及国家重要。
而现在,也就是在迁都伊始,在新朝试图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以大规模的建设巩固好不容易获得的强国地位时,一场新的动荡却在国内掀起。
而这场动荡,正是由于户籍登计以及土地调查所引起的的,这两者并非是亘古未有之事,但是对于一个新王朝而言,这一次的动作似乎有那么一点快了,尤其是后者,更是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利益。
早在多年前,内地就已经开始酝酿推行新税制,不过因为来自民众阶层的阻力,一直未能推行,只有东北因为人少地方,人口以官府移民为主,因此新税制得已推行。实际上无论是东北也好,亦或是内地也罢,所谓的土地锐,都是借鉴了日本在在明治维新时期对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有:土地税不再以土地的收获量为依据征收实物,而是以地价为依据征收现金。地价核定后是相对固定的。而土地税率统一为地价的1.5%,另附征相当于土地税1/3的地方税,两项合计占地价的2%。
那么土地税制改革后,土地税占土地产出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负担或收入又如何呢?按照旧时报纸上的计算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18.25%。从税率上,农民负担将三倍以前朝了。当然,并没有人去计算苛捐杂税等的免除之后,农民负担增加是非常有限的。
几乎是在推行新税制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立即看到了三倍于清时的税额,消息经一出,百姓惶惶如热锅蚂蚁:这是要干什么?而更有人于其中推波助狂澜,助涨了谣言的传播。
“……一时之间妖言肆虐,骚乱频频。赣、川、苏、闽、桂、粤、滇、皖、鲁、浙乃至直隶……哪里搞调查,哪里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参谋部的计算……”
在小红山的行宫会议室内,气氛因为民政大臣的这番话而变得紧张起来,实际上他们都已经通过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渠道获知了这一消息。
“江苏宜兴。调查员询问土地是否登计确认权属,百姓以为是将推行新税,一唱百和,聚集千人,蜂拥至派出调查员的鹅山学校,酿成毁学事件。……江苏吴县。传说即将有阴兵过境,入户籍名册者都要被征当阴兵。百姓惊恐万状,数百人到调查员家打砸抢,包围并捣毁保存底册的自治分所。
四川巴中。乡民认为政府将大家的生辰八字卖给洋人,供洋人筑造五百里长之铁马路,“每五尺长,即用一人顶桥梁”。游医王某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江苏过来,亲眼见已调查地区凡名册一送官,上册人就全家死光。名册或送去修铁路填枕木,或打桩压入桩下,不拿回来,性命不保。于是围殴调查员,抢出底册。
江西丰城。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将调查员活埋。有人甚至把调查为“征兵”再讹为“蒸兵”,说上册人都要受釜甑之苦。上高县调查员及仆从二名被活活打死。
云南昭通。传“国家拟抽收人税、树税、生男女税,故先查明人户总数”。距南京仅数十里的太平县,乡民谓“调查户口不久将实行人口头税,遂群情惶恐”……”
一声声与民变有关的字眼,让所有人的心情都显得有些沉郁,而坐于座的唐浩然,这时反倒怀念起过去了,过去只是东三省总督的时候,头痛时他可以吸烟,但是现在作为皇帝,他却只能坐在这椅子上,听着大臣们在那里说话,至多也就只是偶尔喝口茶,作为皇帝,他必须要维持身为皇帝的威仪。
特么的……
心底暗自嘀咕一声,心情烦郁的他,终于还是没有忍住烟瘾,而且直接取过了一根雪茄烟,若无旁人的剪断,再点着雪茄烟,在吐出一口烟雾后,看着侃侃而谈的民政大臣说道。
“说实话,朕并不关心,全国一共生了多少起民变,我需要知道的是,内阁准备怎么处理此事!”
这才是唐浩然最关心的事情,和东北一样,他不关心事情的起因,只关心如何结束此事。
“回陛下江南户籍及土地调查局为调查制定了特别办法:调查员须携带简明白话告示,说明调查户口是为百姓好,一不抽捐,二不拉丁。如调查员及随从有索钱行为,随时告,查出严办。调查所到之处,须贴公示七日,并邀当地有威望人士与调查员一起在热闹地段搭台演说,方可开始。纳税当兵、缉奸查匪这些吓唬老百姓的话,只字不许提及……”
“邀请有威望的人士?若不是那些有威望的人士,今天又何至混乱如此?”
一直沉默不语的司法大臣开口说道,作为东北总督府司法部长的他,对于这一幕并不陌生,实际上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也曾生过,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般“群情鼎沸”,没有如现在一般“举国动荡”。
毕竟,当时有十几万军队部署在东北各地,但现在却不同,军队的主力在北方前线,在关内所谓的百万军队,实际上有一半还是关内的“旧军”。
司法大臣的话让民政大臣的话为之一堵,可不是嘛,所谓的地方有威望人士,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士绅,对于新税制最为抵触的就是他们。
“没错,新税制对地方士绅的影响最大,多年来,国内的皇粮国税皆出土地所有者,而佃农只负担苛捐杂税,现在废除苛捐杂税之后,其税收过去的土地耕种者完全改为土地所有者。士绅受到冲击最大,他们的抵触情绪自然最为强烈……”
唐浩然点点头,若非是头痛,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这里有失体仪的吸起烟来,那些地方上有威望的人士,左右着地方的言论,尽管现在报纸舆论越显现出来其影响,但是对于不识字甚至从未曾进过城的农民来说,相比于一张单薄的纸张,他们更愿意相信本村士绅们的言语,当那些士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众的时候,那些农民自然也就甘愿为其所驱使,最终激起了民变。
“陛下,以臣看来,既然是百姓的抵触,那么,就有必要告知其所以然,以正视听……”
不待作为总理大臣的张之洞把话说完,他的话声就被司法大臣打断了。
“不是抵触!”
突的直截了当的反驳道,
“而是一次暴乱,是公然抗拒法律,如果只是将其抵触,那么其抗法行为又当如何?难道说视而不见,被活埋的调查员,就此枉死吗?陛下,以臣之见,此事必须彻查到底,但凡涉及者,绝不谷息!一率逮捕,交由法院审理!”
他话语只使得的会议室内的气氛为之一冷,相比于那些从东北过来的官员,如张之洞等人一般的旧官员的脸色无不是为之一变,直到这时,他们才想起有关东北的一个说话“酷法严刑绝不容情”。
“陛下,臣以为,这自古皆有言,法不责众嘛,这参与者又何止数千,再则……”
想起与东北有关的“酷法严刑”的一些事件,张之洞连忙站起身,冲着陛下垂鞠躬说道。
“再则,今日国家方定,不是大定干戈之时,再则,此事于各地涉及百姓何止十数万,若严以追究,恐怕于陛下声威有损,亦会导致百姓于国家离心离德。……”
“陛下!臣以为张相之言尽是谬误之处!”
同样起身的司法大臣趁着张之洞喘息之机立即出言反驳道。
“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非常欠缺,这一点于东北施政十年已经得到验证。这种情形也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看到皇帝及官员的特权,他们就以为顺从皇帝或者官员的意志就不需要遵守法律了,于是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对“法律”也不太当一回事。当然,造反和杀人是两个例外。所以,百姓皆不信法,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许多国人的头脑中仍然残留了大量的与法治精神相对立的思想;例如张相先前所言:法不责众;法外开恩;下不为例诸如此类,然今日之民变,恰正是因为士绅地方以为法不责众,以法不责众为屏,行以妄法之事!若不认真加以对待,法律何以维持?”
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正如此事事件爆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地方当局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因为不管是违法者、执法者、旁观者以及评论者,在遇到参与违法人数较多的情形,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冒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法不责众”。于是大家想到的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从宽处理了。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在亵渎法律的尊严,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在背叛法治的精神,更没有人认为那是在重蹈满清****的覆辙!因此如此事不能严格以法律实施,那么,必然将导致一个局面——自此之后,法律将完全沦为纸上之言,而不为民众所重,今日之中国,重者,必定先树立法律之尊严,令百姓相信法律,而非似过去一般,不知法律为何物,更借口种种以为妄法!”
“陛下,若是这般,那需要逮捕的人又何止百万!这实在是祸国之议!”
“纵是百万,又能如何?以臣眼中,只有法律,没有多寡,再则,陛下亦可沿用东北旧例,待审判结束后,对部分轻犯施以****,重犯必须加以严罚,总之,法律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否则自此之后,法律将尽为空谈!”
面对司法部长的扬着的法律之棒,心有所忧的张之洞,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酷法严刑、绝不容情”,至于其所言的特赫,自然也被他给选择性的无视了。
“臣请陛下三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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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帝都建设委员会给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于地图上沿着街道划了两道线,线里的限定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就由政府派军队拆除,至于赔偿问题,则是参照东北推行多年的市街改正方案,通过原址原面积还原加之适当补偿的方式。
尽管被划定为拆迁线内的百姓们来说,他们无法接受房屋被拆迁的事实,但是南京作为都的现实却让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对于百姓而言,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初期谁都弄不清楚,这新朝廷是什么样的朝廷,也正因如此,这看似会极为困难的“市街改正”计划,推行起来,几乎可以说极为顺利来形容。
相比于“市街改正”的极为顺利,那么近十万工兵的建造度更为迅,不过只是短短十几天功夫,被拓宽的几条主要街道便显现出了道路的雏形,而道路两侧的那些五层甚至八层高的楼宇框架便显现了出来,只需要完成墙体以及外墙建设,一栋栋中式的现代建筑就会耸立于南京内城,营造出一个新的王朝帝都。
作为天子脚下的帝都所在,这里的各项工作推动顺利,并不意味着举国皆是如此,实际上,相比于整个国家,“帝都建设”甚至不值一提,尽管这牵涉到国家的形象,但相比于国家的整体而言,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意义。
毕竟都永远不及国家重要。
而现在,也就是在迁都伊始,在新朝试图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以大规模的建设巩固好不容易获得的强国地位时,一场新的动荡却在国内掀起。
而这场动荡,正是由于户籍登计以及土地调查所引起的的,这两者并非是亘古未有之事,但是对于一个新王朝而言,这一次的动作似乎有那么一点快了,尤其是后者,更是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利益。
早在多年前,内地就已经开始酝酿推行新税制,不过因为来自民众阶层的阻力,一直未能推行,只有东北因为人少地方,人口以官府移民为主,因此新税制得已推行。实际上无论是东北也好,亦或是内地也罢,所谓的土地锐,都是借鉴了日本在在明治维新时期对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有:土地税不再以土地的收获量为依据征收实物,而是以地价为依据征收现金。地价核定后是相对固定的。而土地税率统一为地价的1.5%,另附征相当于土地税1/3的地方税,两项合计占地价的2%。
那么土地税制改革后,土地税占土地产出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负担或收入又如何呢?按照旧时报纸上的计算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18.25%。从税率上,农民负担将三倍以前朝了。当然,并没有人去计算苛捐杂税等的免除之后,农民负担增加是非常有限的。
几乎是在推行新税制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立即看到了三倍于清时的税额,消息经一出,百姓惶惶如热锅蚂蚁:这是要干什么?而更有人于其中推波助狂澜,助涨了谣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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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宜兴。调查员询问土地是否登计确认权属,百姓以为是将推行新税,一唱百和,聚集千人,蜂拥至派出调查员的鹅山学校,酿成毁学事件。……江苏吴县。传说即将有阴兵过境,入户籍名册者都要被征当阴兵。百姓惊恐万状,数百人到调查员家打砸抢,包围并捣毁保存底册的自治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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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丰城。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将调查员活埋。有人甚至把调查为“征兵”再讹为“蒸兵”,说上册人都要受釜甑之苦。上高县调查员及仆从二名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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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当时有十几万军队部署在东北各地,但现在却不同,军队的主力在北方前线,在关内所谓的百万军队,实际上有一半还是关内的“旧军”。
司法大臣的话让民政大臣的话为之一堵,可不是嘛,所谓的地方有威望人士,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士绅,对于新税制最为抵触的就是他们。
“没错,新税制对地方士绅的影响最大,多年来,国内的皇粮国税皆出土地所有者,而佃农只负担苛捐杂税,现在废除苛捐杂税之后,其税收过去的土地耕种者完全改为土地所有者。士绅受到冲击最大,他们的抵触情绪自然最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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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正如此事事件爆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地方当局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因为不管是违法者、执法者、旁观者以及评论者,在遇到参与违法人数较多的情形,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冒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法不责众”。于是大家想到的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从宽处理了。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在亵渎法律的尊严,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在背叛法治的精神,更没有人认为那是在重蹈满清****的覆辙!因此如此事不能严格以法律实施,那么,必然将导致一个局面——自此之后,法律将完全沦为纸上之言,而不为民众所重,今日之中国,重者,必定先树立法律之尊严,令百姓相信法律,而非似过去一般,不知法律为何物,更借口种种以为妄法!”
“陛下,若是这般,那需要逮捕的人又何止百万!这实在是祸国之议!”
“纵是百万,又能如何?以臣眼中,只有法律,没有多寡,再则,陛下亦可沿用东北旧例,待审判结束后,对部分轻犯施以****,重犯必须加以严罚,总之,法律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否则自此之后,法律将尽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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